胡立新居士——也说动与静
动静是关于宇宙万物状态及其变化的哲学范畴。在殷周金文中，已有动静二字。春秋时代的孔子最早将动静二字对举，据《论语·雍也》载，孔子说：“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但这不属于哲学的范畴，它所描述的是一种精神状态或个性。
最先将“动”和“静”作为哲学范畴的，是战国时代的老子，《老子》第二十六章：“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躁”就是“动”，“静”是“动”的主宰，这是《老子》的一个基本观念，故其书又称：“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复命曰常。”认为宇宙万物的变化规律是静——动——静，将“静”视为宇宙万物的自然状态，是宇宙运动的最后归宿。
稍后的《易传》以“动”和“静”来讲宇宙变化之理，认为“动静有常”。也就是说，动静都是恒常之理。直至后来儒、释、道三教，都认识到“动”和“静”是宇宙变化的基本规律，都贵柔主静，以静为本，动为末。北宋周敦颐对“动静”进行了系统的思考，《通书》中有一篇《动静》，专门论述“动静”之义，将其视为宇宙生成的终极原因：“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南宋朱熹受到启发，提出“动静互待”、“动静互涵”（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静无端”（动与静的对立是永恒的）等形而上的哲学命题。但他们都是主静派，如朱熹就说：“静是太极之体，动是太极之用。”
从现代哲学的观念看，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的“动静”观最为深刻。他认为“太虚本动”，“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将“动静”视为阴阳的属性。“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甚至认为“静”也是一种“动”；“动静皆动也，由动之静，亦动也。”他将宇宙的运动状态分为“动动”与“静动”两种；“止而行之，动动也；行而止之，静动也。”又说：“静者静动，非不动也。”不过，王夫之的“动静”观，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人们普遍接受的是“主静”说。《礼记·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这种观念便构成中国古代人生哲学的基本倾向。
从上述先人的 “动静观”我们可以认知：宇宙万物皆处于“动”。“动”为本体，“静”为形体，也就是说“动”为质，“静”为表，“静”为假静；“动”为刚，“静”为柔，“动”为阳，“静”为阴。“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静”互融，“动静”互合，“动静”互生，“动静”互化。
就人类的思维方式，语言行为来说，皆处于动静的法则中，人类的“动”，皆应处于对“静”的基点上的动，即对客观世界认知基础上的动，这种认知就是“静动”，只有建立在“静”的基础上，才不会盲动、妄动，才能构建理性之动，和谐之动，人的“动”，不能象那弓一样总张着，成为动动，应一张一弛，一驰一张，即一动一静，一静一动。只张不驰就会毁弓，只驰不张也就无以为弓。驰是张的积聚，张是驰的暴发，张是驰的能量的转化，驰是收，张是发，故动与静的关系，也就是收与发的关系，有收才有发，有发才有收，收发自如，自在真观，明心见性。
“动静”在佛教的认识论来说，就是用一相（无欲，静），还是用二相（有欲，动）来认知客观世界。“静”为认识客观世界的本相，“动”为认识客观世界的表现、迷相。我们通常讲，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因为旁观者无欲，故“清”，当局则有欲，故“迷”。如此说来，加强“静”的修为，才是应倡导的宇宙哲学观。
用《易经》的认识论来看动静，就是强调“中正当位”。在这里，我们应先理解“中正当位”的含义，所谓“中”，在《易经》的六爻卦中内卦的二爻与外卦的五爻，因为在中间，称为“中”，又称得中。所谓“正”是指爻的奇数属于“阳”，偶数属于“阴”。因而，在奇数的阳位，应当是阳爻；在偶数的阴位，应当为阴爻；这是称作“正”或“得正”或“当位”。而阴爻处二位，阳爻处五位。则是既中又正，称之为中正。中正在《易经》中尤具美善的象征。
所以我们对“中”可象征事物守持中道，行为不偏。凡阳爻居中位，象征刚中之德，凡阴爻居中位，象征柔中之德。中，象征事物的发展遵循正道，符合规律。如此看来，动静都要守中、守正，静为中，动为正，但正不如中为善，正未必中，中则无不正也，六爻当位者未必皆吉，而二，五之中，则吉者独多。就是说，刚柔当位者不见得都好，若“得中”，尽管不当位也是好的，唯中正以观天下，也就是唯动静当位能观天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