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
“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习近平
来源：人民政协报
编者按：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物保护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期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注入了强大的思想动力，也为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近日，“中国特色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理论体系构建课题”学术研讨会暨智库研判对话会议在北京《国家智库》编辑部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主办，人民政协报社宣传策划部、中国民族报社理论周刊协办，《国家智库》编辑部、中青网、公学网承办。
在“中国特色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理论体系构建课题”学术研讨会暨智库研判对话会上，来自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文化部、国家民委、新华社、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中国民族博物馆、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文物局、云南省民宗委等部门单位和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整体形势研判与对策思考”、“构建中国特色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理论体系”、“中国特色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实践之路”三大主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
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整体形势研判及对策思考
少数民族文物是中华民族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种类繁多，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伴随着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留存的民族文化精华，是各民族勤劳智慧的结晶，是探索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料，也是进行民族优秀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的珍贵教材。总体而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少数民族文物的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民族文物得到了初步调查、征集、保护和整理；建立了一批民族博物馆和民族文物保护机构；举办了一大批风格各异的民族文物展览；民族文物保护的法律体系基本形成等。但仍存在着许多现实的和理论的问题亟待解决，比如：民族文物在迅速失传、民族文物外流现象严重、对馆藏民族文物的保护缺乏力度、人才短缺以及有关民族文物保护的基础理论研究依然相对薄弱等。
围绕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整体形势研判及对策思考，与会专家进行了充分的理论论证和翔实的阐释分析，对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对策性建议。
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会长杨华山在致辞中指出，历届中央领导都非常重视少数民族文物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取得了诸多成就，但是，在民族文物和民族文物保护理论体系构建方面还存在诸多空白和亟待完善的空间。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作为全国性、学术性与专业性兼有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在国家民委的领导下，长期致力于开展民族文物保护和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弘扬开发工作，许多老一辈领导人从建国初期就开始呼吁，希望建立民族博物馆，建立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体系，传承优秀民族文化，但因为历史条件等限制，截至目前，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理论体系还没有建立，民族博物馆没有建成。因此，此次会议意义重大，旨在为构建中国特色的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理论体系贡献力量，从而形成一系列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的丰硕理论成果。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馆长们发延研究员结合近年来的工作和研究实际，围绕少数民族文物内涵以及基本特征、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历史现状、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的对策及思考作了主题发言。他指出，我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诸多成就：调查、征集、保护和整理了许多少数民族文物，建立了一大批民族博物馆和民族文物保护机构，举办了很多风格各异的文物展览，编撰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少数民族文物的研究成果，确立和公布了一大批文物保护单位，一些重点文物得以保护、修缮和重建，少数民族文物保护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物也存在迅速失传、外流现象严重、馆藏民族文物保护缺乏和人才短缺等不足。对于少数民族文物保护，他提出五点建议：第一，要加强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理论体系的构建，从理论上对少数民族文物定义、内涵、外延、定级、分类等进行明确界定；第二，必须大力开展少数民族文物的抢救性调查征集工作，要建立各有分工、相互协作、资源整合、高效运转的少数民族文物抢救性保护工作体系；第三，要加强少数民族文物的环境保护工作，要结合具体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少数民族文物进行合理的科学保护；第四，要加快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的法规建设，期待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民委联合制定出台少数民族文物的定级标准和相关的法规建设；第五，要加强对少数民族文物的开发和利用工作，处理好文物保护与产业化之间的关系，要大胆改革推进试点工作，在开发模式和分配机制上进行创新，真正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曾作为记者亲历1984年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工作会议的《人民公安报》原党委书记、总编辑刘敬怀简要介绍了当年少数民族文物工作会议情况，他认为，总体而言，我国对少数民族文物比较重视，在少数民族文物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也比较健全，但是在具体执行层面还有所欠缺，要从理论到实践构建一套完整的少数民族文物保护体系。要搞清楚少数民族文物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要通过文物反映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历史。要坚持“抢救、开发、利用”一体化运作，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到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中来，在让文物“活起来”上做文章。
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张志文作为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的一线工作者，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详细介绍了中国民族博物馆的筹建过程。他指出，近年来我国在少数民族文物征集、研究、展览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少数民族文物征集保护过程中也存在筛选困难、保护技术缺乏等方面的问题，期待国家及早出台少数民族文物定级标准，为博物馆文物鉴定、展览展示等提供依据。同时，希望构建完整的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理论体系来科学指导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实践。
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理论体系
围绕“构建中国特色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理论体系”，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构建中国特色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理论体系”课题，实践上长期探索，理论上刚刚提出，符合党中央关于文物保护工作文件精神，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与会专家从少数民族文物的概念界定、少数民族文物的特殊性、构建中国特色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理论体系的时代价值等角度出发阐述了各自的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结合西夏研究工作，梳理了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对1998年国家文物局、国家民委联合印发的《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工作会议纪要》和《加强少数民族文物工作意见》的历史背景和过程进行了详细介绍。他认为：当前构建少数民族文物理论体系和文物保护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在构建中国少数民族文物理论体系时，必须对少数民族文物概念、时限等进行准确界定，少数民族文物的界定应该尽可能宽泛一些，工作的侧重点可以放在近现代民族文物方面，但不能忽略历史文物；对少数民族文物进行定级时，除了用一般文物的历史性、价值性、艺术性三重标准来衡量，更多地考虑到少数民族文物的特殊性，比如对含有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物鉴定，要充分尊重民族文字学家的意见。谈到少数民族文物保护时，他强调：文物是历史的再现，要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对少数民族文物进行保护时，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充分发挥少数民族文物的作用，让文物“活”起来，用文物来说明我们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如何交往、交流、交融的。他建议，要充分发挥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在少数民族文物保护中的作用，搜集、整理和出版一些图书，让更多人了解少数民族文物。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杰文长期致力于民俗学和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研究，他强调：在对中国少数民族文物的概念进行界定时，可以参照既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要充分考虑到某些少数民族的特点，体现少数民族文物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建立文物与民族文化的天然联系，要从文化自信、社会和谐、民族和睦的角度充分挖掘少数民族文物背后的文化因子。要充分借鉴芬兰、瑞典、日本、韩国等国在文物保护、保护民俗方面的先进经验和现代技术。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傅琰从媒体和智库的角度，对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和体系构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她认为，构建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理论体系，对于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体现文化的平等性、延续文化的传承性、实现文化强国都有重要意义。她建议，在对少数民族文物进行概念界定时，一定要区分少数民族文物和一般文物，要考虑社会可接受度。要对少数民族文物的特殊性进行必要的理论阐释，使之更具有说服力。要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来构建理论体系、推动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实践。
加强少数民族文物保护，构建中国特色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理论体系的时代意义何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副司长张文祥指出，中国少数民族文物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推动历史前进的脚步当中，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积累出来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彩带上镶嵌着的一颗颗光彩夺目的珍珠，记录的是民族的历史和地域的发展变迁。构建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理论体系可以指导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实践，在传承中让我们的民族文化生生不息、发扬光大，从而增强文化的自信、历史的责任。
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徐畅江结合云南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实践指出，加快少数民族文物理论体系建设是指导文物保护工作的实践需要。我们要在具体时代的背景下和历史使命中充分认识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的重要意义，要紧密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强文化自信的高度，充分认识少数民族文物在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中的重要价值。在对少数民族文物范围进行界定时，一定要考虑到少数民族文物的特殊性，对少数民族的文物鉴定要有合理的说法，要建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体系。
探索中国特色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实践之路
理论建构还需要实践的支撑。总结既有的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经验并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而更好地推动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是构建中国特色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理论体系的目的所在。
作为全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长期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为探索中国特色少数民族文物保护之路提供了生动的样本。会上，内蒙古文物局副局长王大方详细介绍了乌兰夫的文物保护思想和内蒙古文物工作70年的历程及经验。他指出，乌兰夫对内蒙古自治区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他高度重视民族文物保护工作。早在1948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就颁布了关于保护东北解放区文化遗产的文件。从土地改革时期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由于全面贯彻乌兰夫同志“三不两利”和“稳、长、宽”政策，内蒙古自治区保护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表扬，为其他自治区树立了典范。1957年在自治区成立10周年的时候，建成了全国第一个省级民族博物馆。后来乌兰夫调任中央工作后，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就谈到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为深入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内蒙古自治区于1990年又率先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专章对民族文物的内涵、外延等进行了界定，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当前，内蒙古自治区在乌兰夫文物保护思想指导下，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特别是民族文物的保护工作，截至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已建立了300多个博物馆，并对博物馆进行了标准审定，引进了大量的珍贵民族志影片，不断提高民族博物馆的展品质量和管理水平。期待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乌兰夫民族文物保护思想研究中来，共同推动内蒙古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
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于今在会议总结环节，结合专家发言对民族文物保护重要意义进行了阐述，并针对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合理化建议。于今强调：文物是文明的深厚资源，文物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是一部中华民族物化浓缩的文化史，也是我国历史的重要载体，比如：内蒙古呼和浩特，旧石器时期的发展，将草原地区历史提前了50万年，内蒙古东部地区红山文化的祭坛与神庙，可以看作是以龙和花为象征的两个不同文化传统共同体结合在一起，从而迸发出文化的火花。这些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文物资源，覆盖了草原人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之相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不仅传承了草原文明，同时也丰富并深化了草原文化核心的理念内涵。所以中国文明的曙光出现，确定了草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近代考古挖掘与科学研究证明：我国临海、内水境内的文物，可以有效加强民族团结，抑制民族分裂，捍卫我国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我们要让文物“活”起来，让文物成为我国拥有的地域、海域、水域等主权的历史铁证，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少数民族文物保护体系的“初心”。
于今指出，过去几十年，我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的确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实践上还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结合实地调研考察情况，他提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积极倡议文物保护部门与文化部、民委、宗教局等部门密切配合，将民族文化遗产调研与宗教交流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保护和利用好少数民族文物，积极推动宗教寺庙参与到民族文物的保护与管理中来。
二是对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地区的文物抢救保护工作需要高度重视。结合2010年玉树地震灾区现场文物勘察调研情况，加强对文物登记、核查，及时进行修缮保护，加快恢复重建与抢救保护规划大纲制定，搞好寺院和文物单位的测绘、存档和周边环境建设等。
三是对少数民族文物进行保护的过程中，必须在“科学保护、合理利用”上下功夫。以北京房山区金陵为例，作为北京地区第一个皇陵，金陵比明十三陵还早200多年，是北京不可多得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金陵遗址于2006年被确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就现状而言，并不十分乐观，在离金陵遗址不远的石门峪山上，盗墓行为非常严重，据不完全统计，有数十个盗洞。此外，金陵遗址主陵区内的在建新坟也很多，对遗址的保护和景区建设必然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建议高度重视金陵保护工作，政府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建立社会广泛参与的体制和机制，从文物考古和旅游观瞻的角度出发，对金陵进行合理化利用和保护。
会议期间还正式宣布成立“构建中国特色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理论体系”课题组和“中国少数民族文物理论体系报告”编委会，杨华山和史金波分别担任课题组组长和编委会主任。该课题组将于今年年底之前完成第一份报告，并预计用3年左右的时间，构建一套完整的中国特色少数民族文物保护理论体系。（林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