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白石
齐白石北漂之初实在落寞得很,
他的画即便开价比一般人便宜一半
还是乏人问津,生活相当的拮据。
毛病出在他当时迷恋着八大山人,
作画走的是冷逸一路,
普通大众对他这种极其小众的
八大画风根本不买单,
这样下去,别说扬名天下,
日子都对付不下去。

齐白石《折枝牡丹》1910年代作 中国美术馆藏
题识:
“着色画四幅,独此墨花能去却一绝艳姿,有超然拔俗之态。借山吟馆主人并记。”
那时的齐白石对去却艳姿、超然拔俗的小众风格甚感得意,还没想清楚怎么让自己的画好卖一点。

齐白石早些年的留影
幸好,这个时候,他遇着了陈师曾。
陈师曾见识广,脑瓜灵,他力劝困顿中的齐白石改变画风,好好学学大红大紫的吴昌硕。陈师曾他自己就曾投在吴昌硕门下学画。

陈师曾
吴昌硕时为海上画坛领袖(西泠印社社长、上海书画协会会长、上海题襟书画会名誉会长),其声望如日中天,其影响遍及海内并享誉东瀛,他的画儿润格虽高,四方求者却争先恐后而来,令其应接不暇大呼头痛。

吴昌硕《采菊东篱下》
这么大的名望,这么火的生意,怎能不让寂寂无闻、门可罗雀的齐白石心向往之?所以,齐白石欣然听从了陈师曾的建议,决意开始他的“衰年变法”,从此走上了灿烂成功路。这是1919年的事,那年齐白石五十五岁。

吴昌硕《富贵寿考》1907年作
《富贵寿考》 不像齐白石的《折枝牡丹》那样去却艳姿、超然拔俗,其明艳敷色和民俗寓意令一般市民无不欢喜,而朴厚刚健的笔墨又横溢着文人所激赏的意趣,这就叫做雅俗共赏,对比下来,齐白石的《折枝牡丹》有些黯然失色。
齐白石既然要以卖画为生,早就该学吴昌硕的雅俗共赏了,学得晚了,经陈师曾劝说才开始行动,不能说开始的太迟,怪就怪八大山人迷了他的心窍。
据齐白石好友胡佩衡回忆,齐白石不学吴昌硕则罢,一学吴昌硕就如痴如醉,他经常对着吴昌硕的画一看就是半晌,看到有所领悟了就动笔去画,画完了还要叫陈师曾评价哪里好哪里差,俨然成了吴昌硕的“私塾弟子”。

齐白石《富贵大喜》1943年作东京
从《富贵大喜》就能看出,齐白石已经完全颠覆了自己以往的画法。而且齐白石显然已经洞悉了吴昌硕绘画的奥秘,他的敷色索性比吴昌硕更浓艳,他的寓意干脆比吴昌硕更民俗,而写意笔墨保持着颇耐吟味的韵致,雅俗兼顾以求万众共赏。
这幅画代表着齐白石“衰年变法”之后花鸟画的一种常态:以俗寓意且大胆用色,以雅化俗重笔墨意趣,从而达成雅俗共赏的奇效,这就是齐白石从吴昌硕那里学到的妙法。这么一变,他的画大卖,因为雅俗共赏本来就是聪明至极的市场通吃策略。
那么,是谁教会齐白石卖画的?答案:吴昌硕。
在齐白石“衰年变法”之前,吴昌硕对市民审美情趣的迎合,主要用了三种方法,三种方法都惠及了齐白石:
一是题材。

吴昌硕《蔬果》1908年作
画寻常蔬果者自古有之,吴昌硕则以大写意笔墨画出了别样风韵。
不谙画史的人以为齐白石的蔬果画很新颖,看了吴昌硕,就不能无视他对齐白石的示范作用了。

齐白石《菜笋》1930年代
二是敷色。

吴昌硕 1915年作
吴昌硕的泼辣用色一改当时文人画敷色谨慎的沉闷面貌,或明艳,或古丽,十分好看,讨人喜欢。
不谙画史的人以为齐白石用色鲜艳很新颖,看了吴昌硕,就无法抹煞他对齐白石的影响了。

齐白石 1930年代
相比之下,吴昌硕的用色比齐白石更其灿然。
三是寓意。

吴昌硕《富贵神仙寿石图》1896年作
画民俗意象本是中国花鸟画的传统,吴昌硕以金石写意弘扬之,大大拉升了民俗花鸟画的艺术格调。
不谙画史的人以为齐白石画民俗意象很新颖,其实,齐白石除了承继传统以外,更重要的是学习了吴昌硕的榜样,只是画起来金石味儿没有那么足罢了。

齐白石《大富贵亦坚固》1946年作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吴昌硕迎合市民审美情趣的三种方法,全都被齐白石学到了手,尽管他画出来的东西自有风貌。
那么,是谁教会齐白石卖画的,答案当然还是——吴昌硕。
然而,近几十年来,学界明显在刻意隐瞒吴昌硕对齐白石的影响,一说雅俗共赏,就把无数个点赞给了齐白石。
不过,隐瞒吴昌硕对齐白石的影响,其实从齐白石自己就开始了。
齐白石讲他的“衰年变法”,从来不肯提及自己当时对吴昌硕的心揣手摹,甚至说1919年他画了把圆扇给林纾(中国近代文学家),就已然得到了“南吴北齐,可以媲美”的高度赞赏,《白石老人自述》述道:“他(林纾)把吴昌硕跟我相比。我们的笔路倒是有些相同的。”

林纾
且不说林纾的艺术观念相当保守,未必看得上时新的吴昌硕,更未必看得上齐白石,单说林纾凭着无名之辈的一个小小扇面就把他和画坛领袖吴昌硕相提并论,这听来似乎并不可能。

林纾国画作品
齐白石的画法如果真的本来就与吴昌硕相近,甚至到了可以跟吴昌硕媲美的程度,那他的画作理应很好卖才是,但事实上齐白石的卖画生意萧条惨淡,导致生活拮据困顿。

齐白石《致杨度工笔花虫册》之一 1921年作

吴昌硕《掇英图册》之一 1905年作
齐白石的《致杨度工笔花虫册》作于1921年“衰年变法”初期,可以代表他1919年的基本面貌,吴昌硕的《掇英图册》则作于齐白石“衰年变法”前四年。比一比,谁会说《致杨度工笔花虫册》的谨弱与《掇英图册》的豪健二者“笔路倒是有些相同”呢?
二人笔路真的有些相同,那要等到齐白石“衰年变法”成功以后了,例如《可惜无声·花鸟工虫册》(齐白石代表作之一)。

齐白石《可惜无声·花鸟工虫册》1942年作
还是齐白石自己写的那首诗说得真诚:
“青藤(徐渭)雪个(朱耷)远凡胎,老缶(吴昌硕)衰年别有才;我欲门下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一边说着欲为吴昌硕门下走狗,一边又借人之口说出“南吴北齐”的大话,未免有些虚伪。
胡佩衡(齐白石的那位好友)披露过一个重要信息,说齐白石晚年(大约1950年代)曾经感慨自己“一生没有画过(超过)吴昌硕”,这就是齐白石给自己的一个定论了。
或许,齐白石下此定论的时候心里是记得的:是吴昌硕教会了自己怎么卖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