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已是耄耋之年，但每年我仍然有一半的时间奔走在全国各地。文化遗产与普通人的生活正在发生越来越亲密的接触。一个普通的清晨，租辆自行车，在大运河边穿行在晨练的人群中，你和我一样可以感受到规划中的“大运河遗产小道”的魅力。
屈指算来，从另一座大河边的小镇四川宜宾李庄算起，我在中国古建筑保护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70年。
这是怎样的70年！
如果，将这微薄的70年凝成一个时间点，瞻前仰后，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社会始终在动荡、变革中进步，而我们的使命感和奉献精神始终薪火相传；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对待祖先智慧的眼界，也始终在不断提升。
当年，梁思成先生在考察曲阜孔庙的修葺计划时，发出了如是感受：“我们今日所处的地位，与二千年来每次重修时匠师所处地位，有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以往的重修，其唯一的目标，在将已破敞的庙庭，恢复为富丽堂皇、工坚料实的殿宇，若能拆去旧屋、另建新殿，在当时更是颂为无上的功业或美德。但是今天，我们的工作却不同了，我们须对于各个时代之古建筑，负保存或恢复原状的责任。”我认为，从那时起，中国人已经将这样的理念不断实践。
但是，迅速发展的社会形态，迫切要求我们站在人类共同文明的高度，以全新的视角，寻找和规划更有效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方法。
我们要做的，首先是增加一些时间，去关注我们的地球；也让做环保的人们，去多爱一些文化遗产。我觉得文化遗产是另外一片尚未被重视的大自然——水、空气、风景名胜与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了相互交织的世界。只专注一个领域的努力，将是徒劳或乏力的。以大运河为例，大运河的研究应该是在考古、文物保护、水利史、经济与航运交通、立法与公众传播等多学科的合作下共同进行的，我们需要将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放在一起，做出一个价值评估体系。我们每个人，不仅是一个文化遗产的保护者、研究者，更是一个生活的亲历者和志愿者。
20年前，通过我们的呼吁，长城学成为人们的思考目标。现在，与大运河相关的“运河（河道）学研究院”已经有了雏形。我相信，运河学的研究将比长城学的发展更为迅速，因为我们面临的有利条件更多——学科间的边界正在消失、分歧日益减少，合作与交融不再新鲜，相互需求明显增加。更为重要的是，让世界理解、尊重中华文明的优秀智慧也成为一种需求，这为我们重新看待文化遗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博主介绍：70年前，罗哲文师从梁思成、林徽因等学习古建筑，是中国营造学社最后一位元老。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罗哲文在古建筑和文物的保护管理维修、调查研究、理论建设方面等作出了贡献。1985年，他与侯仁之、郑孝燮等4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了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提案，当年就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次年开始申报中国的世界遗产名录。他提出的长城保护与大运河保护受到各级领导和社会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