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立新居士——读《维摩诘经》 品居士人生
《维摩诘经》全称《维摩诘所说经》，最早译本始于三国吴支谦，后鸠摩罗什及唐玄奘均有译本，以鸠摩罗什译本流传最广。
经中主角维摩诘，意译为净名或无垢称。维摩诘原是东方无垢世界的金粟如来，于释迦佛在世时，化身为居士，全经塑造了这位在家居士的形象。
维摩托诘是毗耶离（吠舍离）城富有的居士，深通大乘佛法，通过描述他与文殊师利等人共论佛法，宣扬达到解脱不一定过严格的出家修行生活，关键在于主观修养，“示有资生而恒观无常，实无所贪；示有妻妾婇女，而常远离五欲淤泥”，此为“通达佛道”，是真正的“菩萨行”。
具体说来，维摩诘虽不是出家人，却遵行沙门戒律；虽有妻室、田宅，却修梵行；虽有眷属，却乐远离；虽生活在三界中，却不贪婪留恋三界。“虽明佛法，常乐世典”，被喻为“火中生莲花”。经中称赞维摩诘是在家修行居士“不思议解脱”的典范。
《维摩诘经》自传译至中国后，在南北朝时期，引起了封建士大夫们的极大兴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维摩诘游戏人生，享尽人间富贵，又精悉佛理，游沐于出世和入世之间，这是最高精神生活的修为。以维摩诘为典范，使晋以后士大夫文人找到了理想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使它与老庄玄学的人生观一道，成了士大夫们最欢迎的人生哲学。可以说，在晋以后，《维摩诘经》与三玄《周易》、《老子》、《庄子》，麈尾一样，成了士大夫们随时不离手的超尘脱俗的标志，逍遥其中。
中晚唐以后，安史之乱危及的唐王朝的政局衰败，促使士大夫们带着从未有过的失望和惆怅转向佛教，以通过逃避现实，寻求精神安慰的方式，满足其心理之需要。这就为禅宗的风行造就了适宜的社会土壤与气候。也为士大夫对维摩诘的崇拜造就了成熟的历史条件。中国士大夫历来重修身、立德、立功。有所为又有所不为。“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他们在人格上具有两重性，即有对人生理想与价值的追求，又有面对社会的磨难与冲撞，心理上有难以消解的矛盾与彷徨。在陷身于政治纠纷不能解脱或个人理想不能实现，碰得头破血流时，这种人生的矛盾尤为突出。而“不离世间觉”的禅宗恰恰解决了这一问题，成为调合世间与出世间的润物剂，而维摩诘的形象使他们看到了调和这一矛盾的最好体现形式。所以，应该说，禅宗与维摩诘珠联壁合地结合为一体了。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衍生出了中国思想史上、文学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居士文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居士文人为中国文艺思想的复兴，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为佛教中国化，佛教在人间，为禅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禅宗的“不离世间觉”，发展为士大夫们通达自由、游戏人生的处世态度，维摩诘形象为这种人生态度树立了仿效的楷模，士大夫们把接近禅宗佛教，具体化为对维摩诘的崇拜。
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晚年居香山，号香山居士，白居易自说“予栖心释梵，浪迹老庄”，他的传记也说“居易儒说之外，尤通释典”。他师傅是马祖的弟子如满禅师，就于香山“结香火社，他死时遗命家人把他葬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可见他对佛门的因缘之深。白居易晚年最钟爱香山寺的幽静，以香山寺为他最后的归宿地，正如他诗中所写的“空门幽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家酝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爱风岸上攀松盖，恋月潭边坐石棱。且共云泉结缘境，他生当作此山僧。”空门、幽静、随云、香山、松盖、恋月、结缘，好一幅心空入禅的“禅悦”图。
就对佛教的教义的理解上看，白居易和同时代的柳宗元比，应不如柳宗元，但就白居易对禅宗，对维摩诘的倾心，并不亚于柳宗元。应该说，白居易对佛教的倾心更多地体现在实践上。他以维摩诘居士形象为人生典范，既礼佛、参禅，又热衷于世事，耽于生活享受。他在《刑部尚书至仕》一诗中说：“唯是名衔人不会，毗耶长者白尚书”。（《白氏长庆集》卷三十七）这里的毗耶长者，指的就是中印度毗耶离城的维摩诘。
北宋文人苏东坡更经常以维摩诘自比，维摩诘居士周游世界，其风流超迈、事理无碍、游戏人间的处事态度，正是苏东坡所倾心仰慕的。他多次以维摩诘来赞颂友人。他是这样称赞前辈张安道的“乐全居士全于天，维摩丈空悠然。平生痛饮今不饮，无琴不独琴无弦。（《东坡集》卷七《张安道乐全堂》、《和文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无言亭》）
应该说，在中唐白居易以后，苏东坡是以文学形式宣传居士思想最有力的一个士大夫文人。不管身处顺境还是逆境，皆以出世思想观照人生，在滚滚红尘中，以禅悦的心态淡泊冷对。在这种以世间为出世间或以出世间为世间的居士生活中，士大夫们找到了理想的精神王国，在坎坷的人生中得到了心理的平衡。即使像欧阳修这样倡弘儒家“道统”，写过《本论》辟佛的士大夫，最后也走上陷退居士的归路。面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倾轧，好友们一个个中年死去，欧阳修深感官海浮沉，仕路崎岖。当欧阳修第二次贬谪滁州时，在他所作的《醉翁亭记》中，面对秀丽的山光水色，深深的流露出对求得摆脱世俗纷扰，超尘脱俗的恬静生活的向往，并自号“醉翁”。
庆历八年，正当他中年得意，仕途回转，调往颍州知府时，他便想好了隐退的所在：“行当买田清颍上，与子相伴把锄犁”。（《寄圣俞》）后来，随着他仕途亨通，官越做越大，他内心也越来越苦闷，弃官归隐的道路对他越来越有吸引力。治平四年，当他第三次被贬，出任毫州时，欧阳修的心情大不同于头两次被贬，这次似乎更中他意，适得其所。最后，他终于急流勇退，如愿以偿，退归颍州，过起闲适的居士生活。“谁知颍水闲居士，十顷西湖一钓竿”。（《寄韩子华》）这位曾经力主排佛的儒士，终于投向禅僧门下，取名“六一”居士。《佛祖传统记》卷四十五说，欧阳修曾拜谒庐山东林祖印禅师，在他与祖印一席话后，“肃然心腹”，最后，“致仕居颍上，日与沙门游，因号六一居士，名其文曰《居士集》”。
对于何以取号六一居士，欧阳修如是说：“我家里藏书一万卷；集录夏、商、周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盘，又经常备好酒一壶”。有客人问：“这只是王个一，怎么说‘六一’呢？”居士回答说：“加上我这一个老头，在这五种物品中间老去，这难道不是‘六一’了吗？”欧阳修晚年的开悟，淡定的生活中增添了无限的乐趣。如此看来，生活的最高原则莫过于二个字：简单。做一个简单的人，才是最快乐的人。人性的最高原则，莫过于回归于自然，与天地共和，正如我在“遍是琴声不上弦”一诗中所写的：维摩丈室筑四方，逍遥快乐全天皇。居士生平弹清琴，遍是琴声不上弦。玄外之音，又何必上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