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族现有人口为308 839人（2000年），其中云南295464人，绝大部分居住在滇西北的丽江市，其余分布在其他县市和四川盐源、盐边、木里等县，也有少数分布在西藏芒康县。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现包括丽江市古城区和玉龙县）有20106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58％，占全国纳西族总人口的68.5％。四川省纳西族有8725人，主要分布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和甘孜藏族自治州。
纳西族居住在滇、川、藏交界的横断山脉地区，背靠青藏高原，面向云贵高原。境内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虎跳峡、玉龙雪山、哈巴雪山、梅里雪山、白芒雪山、贡嘎岭等名山大川，山体与峡谷并列，顶峰海拔常在5000米以上，个别甚至超过6000米，峡谷深邃，相对高差极大。纳西族居住区平均海拔2700米，独特的地貌因素，使得气候、植被、土壤乃至整个自然综合体都呈明显的垂直变化，气候有寒、温、热3种类型。高寒山区平均气温为5.4゜C， 金沙江河谷为14.5゜C，丽江坝区和泸沽湖盆地为12.6゜C；年降雨量为800—1034毫米。
纳西族山区密布云南松、红松、华山松、云杉、冷杉、红杉、铁杉等优质用材林，是我国西南的著名林区。纳西族聚居区丽江市是中国著名的植物保护基地之一。在丽江市古城区和玉龙县境内，仅种子植物就多达2 998种，单是杜鹃花就有40多种，热带、温带、寒带植物在全市均有分布。鸟兽类资源十分丰富，据统计，共有兽类8目，21科，83种，占云南兽类总数的29.6％，其中资源兽类近40种。共有鸟类17目、46科、290种，占云南鸟类总数的37．6％，其中资源鸟类230多种。珍稀鸟兽的种类较多，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有黑颈鹤、滇金丝猴等。纳西族居住地区虽然交通不便，但由于地处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滇中高原过渡地带，因此成为滇川藏几省区各民族彼此交往的通道。
纳西族地区的坝区与河谷区是主要的产粮区，主产小麦、水稻、玉米、油菜、大麦，豆类有蚕豆、黄豆、豌豆、鸡豆、白芸豆等；高山作物有荞麦、燕麦、青稞、土豆、大麻等；河谷区有花生、甘蔗、棉花等；经济作物有楸木、漆树、核桃、板栗、桑树、花椒、竹子等，现烤烟种植也有较大发展；水果品种有桃、李、梨、柿、核桃、苹果、梅、杏、石榴、桔子、香橼等。
畜牧业是纳西族地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农户都普遍饲养牛、马、骡、猪、羊等，山区农户的畜牧业比重大，各户都有羊群。骡马主要作为商品在“七月骡马会”上出售，“丽江马”以“质小而体健，上高山，履危径，虽数十里不知湍汗”而蜚声海内，被誉为云南三宝之一。不少男子从事马帮业，马帮是各民族进行商品交换的主要运输工具。
纳西族有多种自称：居住在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古城区、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永胜县、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俄亚、盐源县达住等地的纳西人自称“纳西”，居住在云南省宁蒗县永宁、翠依、四川省盐源县、木里县的雅砻江流域和泸沽湖畔的纳西人自称为“纳”或“纳日”（或音译为“纳汝”）；居住在宁蒗县北渠坝和永胜县獐子旦的自称“纳恒”；居住在云南省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的纳西人自称“纳罕”（或译为“纳汗”）；此外，还有少数自称为“玛丽玛沙”（居住在维西县）、“路路”（又音译为“鲁鲁”，居住在丽江塔城、鲁甸等地）。在上述自称中，以纳西、纳日、纳罕、纳恒几种称谓居多，特别是自称纳西的人占纳西族总人口的六分之五，因此，根据本民族意愿，经国务院批准，于1954年正式定族称为纳西族。“纳”一词有“大”、“宏伟”、“浩大”、“黑”、“黑森森”、“黑压压”等意思，“西”、“日”、“罕”等皆意为“人”。
在汉文古籍中，纳西族的他称有“麽些”（些读如so）、“摩沙”、“摩挲”、“摩娑”等，近现代汉族民间亦曾流行以“麽些”（摩梭）称纳西人。由于历史上的这一他称比较普遍，直至族称正式定为“纳西”之前的20世纪50年代初，各地纳西人填族别时填“麽些”或“摩西”。藏族人则称纳西族为“姜”（Hjang），白族自古称纳西族为“摩梭”（麽些），但通用的他称仍为“摩梭”（麽些）。主要居住在中甸县（现为香格里拉县）东南部东坝等地的部分纳西人（自称纳西或纳罕）被称为“阮可”（又音译为“若喀”）。
纳西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纳西族语言处于羌语支和彝语支分界点上，与这两种语言具有双向相似性。纳西语分化为以丽江坝区为代表的西部方言和宁蒗永宁为代表的东部方言。西部方言主要通行于丽江、香格里拉、维西、永胜等市县。此外，鹤庆、剑川、兰坪、德钦、宁蒗永宁坝皮匠村和四川省木里县的俄亚、盐源县的大咀、冷九主和西藏芒康县的盐井等地也使用西部方言。东部方言主要通行于宁蒗、盐源、木里、盐边等县。
纳西族由祭司东巴用来书写经书的两种文字，一种是图画象形文字，纳西语称之为“斯究鲁究”（ser jel lv jel），意思是“木石上的痕记”（又译为“木石之标记”或“木石之记录”），绝大多数的东巴经用这种文字写成。东巴所使用的另一种文字称“格巴”（ggeq bbaq，），它是一种表词的音节文字，当文字记录语言时严格保持字和词相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有关民族语文方面的政策和纳西族人民的意愿和要求，1956年6月始，选定西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大研镇土语为标准音，设计了一套拉丁字母形式的《纳西文字方案》（草案），并提交1957年3月在昆明召开的云南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通过了《纳西文字方案》（草案），并报经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试验推行。1981年，相关部门对《纳西文字方案》（草案）组织修改。这套纳西拼音文字方案，在小学进行双语教学中使用。
纳西族的族源，学者多认为源于远古时期居住在我国西北河（黄河）湟（湟河）地带的古羌人，以后向南迁徙至岷江上游，又向西南方向迁徙至雅砻江流域，再西迁至金沙江上游东西地带。随着纳西族分布地区考古实物的不断发现，一些学者提出了纳西族是南迁的古羌人与现居住地土著融合而形成的观点。考古工作者首先在丽江坝东南的木家桥，先后发现了古生物化石和人类股骨化石、头盖骨化石和旧石器，经科学鉴定，木家桥所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距今10万年左右，考古学上称之为“丽江人”。继而在永宁、盐源泸沽湖地区发现了新石器遗址和细绳纹陶器、铁器、铜器等。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雅江、新龙、巴塘县，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攀枝花市盐边县、西藏自治区贡觉、芒康县、云南省德钦、丽江、永胜县相继发现了石棺葬文化。这些地区基本上都属于历史上纳西族的活动范围。有的学者认为川西南及滇西北的石棺葬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包括纳西族在内的部分古代氐羌部族的文化习俗。
纳西族的“送魂”习俗和东巴经所记载的送魂路线，各地纳西族有关迁徙路线的传说，也是追溯纳西族迁徙历史的重要资料。因为这一条送魂的路线，实际上即纳西族先民的迁徙路线，送魂路线的很多路站名都有与川滇藏纳西族活动地区的古今地名相对应。很多地方的纳西族都说他们是从北方一座叫居那什罗的神山上迁徙下来的，至今纳西人仍以传统母房中的中柱象征此山。从各地纳西族迁徙路线的记载看，纳西族先民从甘青高原迁徙至现在分布地区有多条路线。
秦汉至唐宋时期，纳西族先民分布在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南部、攀枝花市盐边县、雅安地区和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以及云南省西北部地区。根据《后汉书》、《三国志》、《华阳国志》等史书记载，汉代时居住于越巂郡的纳西人称为牦牛种；蜀汉时居住于汉嘉郡的纳西人称为旄牛夷；晋代居住于定笮（今四川盐源）的纳西人称为“摩沙夷”。至东汉时，纳西先民与东汉王朝直接建立了政治关系。永平十七年（74年），川西南白狼夷向东汉王朝奉贡、献诗三章，称为《白狼王歌》，共44句176个字， 其中有90多个字与现代纳西语相同或相近，说明白狼夷可能是纳西先民，清末民初汉文史籍和民间传说中多说古白狼国即在今四川巴塘。
汉晋时期，金沙江和雅砻江流域的纳西族的政治、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定笮一带“摩沙夷”之地盛产盐、铁和漆，曾引发东汉朝廷派官兵争夺定笮盐铁之利的战争。明代丽江木氏土司所修的《木氏宦谱》中对东汉及蜀汉时摩沙夷在盐源的活动已有简略记载。据《元一统志》记载，约在公元3世纪初期，“麽些蛮”酋长蒙醋醋，侵夺“濮卢二蛮”所居的巨津州（今丽江市玉龙县巨甸）地区而“世袭居之”，传至元初时已历“三十九世”，发展成为“麽些大酋”。公元5世纪后期（南朝齐、梁之际），麽些酋长泥月乌率众驱走原来定居于今宁蒗永宁的吐蕃势力,而世代生息繁衍于此。公元6世纪的梁、陈各朝，另一支纳西先民经木里无量河流域，南迁至金沙江上游今香格里拉县东南部的三坝地带。
到唐代，《蛮书》等史书多称纳西为“麽些”。此时各地纳西族有了较大的发展，根据《蛮书》所载，东至今四川省西川地区，南至大理州宾川，西至澜沧江边的维西一带，北至铁桥上下的德钦、中甸一带，都有纳西人分布。7 世纪中期（唐高宗时），纳西族部落集团首领叶古年，夺取 “濮獬蛮”所居住的“三赕”（或称“样渠头”，元初设“通安州”，即今丽江坝）7世纪末到8世纪初（唐麟德元年前后到开元年间），早就从盐源地区南渡金沙江到洱海以东的纳西族形成大的部落，在今云南宾川县建立了“越析诏”（又称麽些诏），为“六诏”之一。后其领地被得到唐王朝支持的南诏所吞并。“越析诏”的兴亡前后约70年。在唐代，纳西族所分布的地区处在唐、南诏、吐蕃三个政权之间，有铁桥之险和盐、铁之利，成为这三大力量的逐鹿中心。麽些部落在动荡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其依附关系因这三大力量在这一地区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而变更，与各方都有较多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矛盾纷争。纳西酋长还与南诏联姻；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蛮子朝》一诗中曾提到：南诏王子到京城长安朝拜唐朝皇帝时，其向导是“摩沙”（纳西）人。794年（唐贞元十年），南诏与唐王朝联合，向吐蕃发动铁桥战役，吐蕃势力向北败退，南诏占领铁桥上下麽些区域，并将数万户麽些迁徙到滇池周围地区居住，麽些人口和势力受到削弱。唐时，纳西族的畜牧业仍很发达，在铁桥一带进行大批的牛羊贸易。农业经济也有发展。冶炼技术也达到较高水平，纳西人所制造的兵器“铎销”名震六诏，南诏《德化碑》中将其称为“宝物”。
宋代，纳西族地区属大理国管辖，但不少地区的纳西族土酋各占一方发展势力，大理国不能有效地控制纳西族地区，北边的吐蕃则长期内乱频繁，无力南下。纳西族地区处于相对安定的局面，人口、经济和文化都得以发展。史载当时的纳西土酋牟保阿琮（麦宗）创制“本方文字”（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象形文字，有的认为可能是音节文字“哥巴文”）。
13世纪中叶的南宋宝佑元年（1253年），蒙古军在忽必烈的率领下兵分三路南征大理国，经木里到永宁日月和。忽必烈进入纳西族地区后，对当地部落首领先后授以“茶罕章管民官”、“茶罕章宣慰司”等官职，此是土司土官制度的雏形。1274年，元政权设置“丽江路军民总管府”，“丽江”之名从此始。1285年改置“丽江军民宣抚司”，宣抚司皆由麦良子孙承袭。从此，基本统一了“酋寨星列”的纳西地区各部落，并正式纳入了云南行省的行政区辖，加强了同内地的联系。
从1253年忽必烈灭大理国到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实施“改土归流”的470年间，元、明、清朝直接在纳西族地区推行中央王朝管辖下的世袭土司制度。
明代是纳西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深得明王朝信任和倚重的丽江木氏土司采取较为开明的政策，不闭关自守，积极地引进中原汉族地区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教育，广揽人才，将一些医生、教师、画师、佛、道教人士和开矿、冶炼、建筑、铜业、银业等方面的技术人才引进纳西族地区。这些汉族同胞后来都多与纳西族融合。木氏土司的开明政策促进了丽江纳西族地区各方面的发展繁荣，在经济生产方面，特别兴盛的是开矿业，木氏在丽江、木里、中甸、兰坪、维西等地大办银矿、铜矿、金矿、铁矿及盐井等，木氏因此成为云南省内最富有的一家大土司，《明史•土司传》中写到木氏时说：“产矿独盛，富冠诸郡”。木氏土司还重视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畜牧业也比较发达，出产名马，常作贡品。此外，木氏土司还很重视本家族内的汉文化教育，出现了以木公、木增为代表的木氏汉文学作家群。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先后在纳西族地区得到传播和发展，产生了著名的融多种宗教文化于一体的艺术杰作“白沙壁画”等。
明代木氏土司还有较强的军事力量，不断地为明王朝征战效力，多次得到皇帝亲赐的“辑宁边境”、“诚心报国”、“西北藩篱”等嘉号。木氏也借机向北扩张势力，自天顺六年（1462年）开始向藏区用兵，到明末，其势力范围达木里、巴塘、理塘、康定及西藏昌都以南地区。木氏并迁移大批纳西人民到上述地区戎守，此后这些纳西人大都融合于藏族中。木氏所发动的频繁战争曾给藏、纳西等族民众带来灾难，但在这期间，两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得到了长足发展，通过“茶马古道”所进行的贸易日益繁荣。木氏土司在川、滇地区推动和弘扬藏传佛教，特别是在促进噶玛噶举教派的繁荣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当地藏族民众中赢得较高声望。
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丽江实行“改土归流”，朝廷委派流官任知府，降木氏土知府为通判。“改土归流”后，免除了土司的各种苛派，废除庄奴500 多户，2000多人，建立了封建地主经济。流官知府鼓励人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使耕地面积大大增加。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较快的发展。“改土归流”打破了木氏贵族垄断汉文化教育的局面，大力鼓励和支持民众学习汉文化，在城乡形成浓郁的学习汉文化的风气，使纳西族中产生了一批又一批能诗善文，熟悉汉文化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清廷以当时满汉的生活方式和儒家文化的伦理道德观衡量纳西族的社会生活和风土民情，强制性地在纳西族地区实行移风易俗，如废火葬，改革服装，强化封建家长制、包办婚姻制等，导致纳西族地区发生了重大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变迁，加剧了传统文化的衰落。
清末至民国初年之后，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丽江纳西族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工商业。
在地主经济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商业资本也开始得到相应的发展。特别在抗日战争期间，东南沿海对外贸易中断，中缅交通被日本封锁，中印贸易空前活跃，丽江遂成为印、藏与内地贸易的枢纽。丽江城出现了拥有上百万元资金的纳西族商业资本家。在纳西族居住的地主经济区的手工业，特别是大研镇（今属古城区）的手工业比较发达，有铜、铁、木匠、皮匠、纺织、染业、泥瓦等十多种行业。1949年以前，丽江古城80％以上的人口，主要依靠手工业和商业谋生，在20世纪40年代曾有过独立的手工业者2500多人。
纳西族素有爱国内聚的优良传统。元代，纳西酋长麦良迎南征大理国的忽必烈军队于金沙江口，诚心内附，为使云南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个行省作出了重要贡献。明太祖洪武年间，明大军进军云南后，纳西首领阿得“率众首先归附”，明王朝特赐其“木”姓，以示丽江木氏为天子的骨肉臣民，世守边陲，以为王朝之根基。近代以后，随着列强的不断侵略，内忧外患，民族危在旦夕，无数纳西儿女身处边陲，心思报国，纷纷奔赴前线，奋勇杀敌，为国家前赴后继，在1883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数百名纳西官兵为国捐躯。
1915年12月25日，“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首先打响，在蔡锷、唐继尧等将领的倡议号召下，丽江纳西族人民为大义所昭，积极参加护国运动，向护国军输送了多达3420名青年，为反对复辟帝制奋战疆场，很多纳西战士血染沙场。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成百上千的纳西健儿随滇军战斗在抗战最前线，纳西族子弟随滇军奔赴抗日前线，参加了台儿庄、中条山等重大战役，奋勇杀敌，视死如归。仅在台儿庄战役中，就有280多名纳西族官兵壮烈殉国。
1941年，为了支持长久抗战，丽江纳西族人民没有任何现代工程机械的条件下，用人力修成了丽江附近的白沙飞机场。1943年，为了中印“驼峰航线”的顺利通行，美军“飞虎队”在丽江设立“航空指挥站”，纳西族人民或修建电台、或修建房屋和其他军事工程，用实际行动支持了盟军的抗日斗争。
1936年4月，由任弼时、贺龙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的一支部队北上抗日，到达丽江，受到纳西民众的热烈欢迎。1948年，在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纳西族人民在农村建立了“农民抗敌协会”等组织。1949年4月，由中共云南地下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解放了丽江邻县剑川，建立了滇西北第一个革命根据地。1949年7月1日，丽江宣告和平解放。人民自卫队经过整训，奉命改编为“滇西北人民自卫军第三支队”，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指战员都是纳西族。这支人民自卫军支队在党的领导下，英勇作战，为配合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解放云南作出了积极贡献。1950年春，人民解放军进驻丽江县。
1950-1951年，人民解放军四十二师由丽江进军西藏。丽江县成立援藏委员会，抽调民兵4889人，骡马500匹，组成运粮总队，从丽江或人背或马驮运大米180 710包到德钦。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云南永胜、华坪、四川西昌等的战役中，很多纳西儿女参军参战，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家族组织普遍存在于纳西族中。家族由几户至若干户共尊一个始祖的血缘亲属组成。在丽江、维西、中甸等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纳西族地区，家族依照父系血统而组成。丽江纳西族的家族关系有这样一些称呼：“丁吉”、“丁支”、“丁化”和“崇窝”。纳西人把父系亲族视为“骨”，母系亲族视为“肉”。“崇窝”之“窝”即来自父系亲族“窝阔”之“窝”，即父系亲族的根骨，“崇窝”即由一个男性远祖后裔组成的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家族组织。在当代，由于社区的变迁发展和人口迁徙等原因，“崇窝”这一社会组织结构已变得松弛分散，一个“崇窝”一般分布在不同地区的村落中，已看不到一个“崇窝”的所有后裔集中在一个村的情况。由于“崇窝”繁衍发展后居住分散，很多成为远亲，相互间的关系纽带并不是那么紧密，因此现在很少有整个“崇窝”的共同活动。
现在纳西族家族组织中联系比较密切，有共同活动和起一些作用的是“丁支”，即由“崇窝”分衍出来的一个祖先的若干后裔构成的一个家户群，各个“支”或同一支家户之亲疏相距三、四代至10多代不等，其亲密关系程度以住同一个村或近邻村为条件，他们共尊一个近亲始祖，过去有共同的公地和山林，有由“崇窝”中委派的护林员。“丁支”还有共同的墓地；有的由“的支”又依远近亲疏关系分衍为若干家户群，亦各有自己的墓地，在同一天扫墓祭祖。过去，“丁支”有共同的祭天场（如果人多，可以分为若干祭天场），在一起祭天；有婚丧、起房盖屋等事时“丁支”成员互相帮忙，内部纠纷自行调解；涉外事情公推有威信的长者联系解决。族中公认的有威望长者可以主持祭天、祭祖，调解纠纷，主持分家等。
在古代，丽江纳西族曾有“梅、”、“禾”、“肆”、“尤”4个氏族，“梅”与“禾”东部方言区的纳西族多数属纳西古氏族“梅” “禾”两支后裔，西部方言区的纳西族多数属纳西古氏族“束”“尤”两支后裔。在丽江、维西等地的纳西族中，家族之上的氏族组织早已消失。
泸沽湖地区纳日人的亲族组织保持着比较古老的特征，家族有共同的始祖和家族名称；有共同的祭祖活动和公共墓地；有少量共有的家族公地；有类似家族长的人物——斯日俄米，个别家族的“斯日俄米”已成为世袭者；保留着同一家族聚居的血缘村落残余等。纳日人有母系家族组织“斯日”，后来母系家族逐渐分裂演变为母系家庭。到20世纪50年代前，“斯日”内部各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已经不多。纳日人把母系氏族叫做“尔”，直至20世纪60年代，永宁纳日人的决大多数家户还能说出自己分别属于“西”、“牙”、“胡”、“俄”4个母系氏族。
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是自明太祖时起封授的世袭“土官知府”，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世代占有当地土地和民众，有很多庄园。民众则分为百姓和庄奴两种。百姓有人身自由，但要服各种劳役、兵役；庄奴则直接在木氏庄园中劳动。木氏土司以“官姓木，民姓和”来区分贵族和平民。土司府设“大把事”（分文武）、把事和通事等职，有称为“五虎十四彪”的大小头人。
明《太祖实录》中称纳西土司有“聚则为兵，散则为民”的军事制度。纳西土司在广大乡村和占领区实行一种军政合一的“拇瓜”（兵管）制度，“拇瓜”是纳西族明代木氏土司所制定的一种军事制度，按纳西语原意，可译为“兵管”。“拇”（muq）在纳西族古语中是“兵”的意思，在宁蒗县永宁等纳西语东部方言中，也有这个古词。历史上，纳西族的东西部方言区都实行过这种“拇瓜”军管制度。直到民国时期，永宁纳人土司机构中所设置的“谋（拇）瓜”，其职能与木氏土司的“木瓜”制度是相似的，主要负责战事，是进行军事管理的官员。这种“木瓜”制度是一种农村军政合一的政权组织机构，在军事上相当于“百夫长”，成为土司之下世袭的农村地区军政合一之首领。
1949年以前，永宁纳人（摩梭人）社会中存在着“司沛”（汉称贵族）、“责卡”（汉称百姓）、“俄”（汉称俾子，即奴婢）三个等级。
“司沛”等级是从土司家族分裂出来的贵族集团。土司把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分给斯沛等级占有，并允许他们占有水源、草场和山林，以及数量不等的俄和大量的畜群。斯沛等级对其占有的土地和牧场有稳固的占有权，可以世袭、转赠和出租，也可以在本等级内部买卖，但不得卖出斯沛等级之外，最高所有权仍属于土司。斯沛可以担任土司政权中的各种官职，享有很多特权，不论政治地位、经济状况如何变化，其贵族身份是世代不变的。当权的斯沛，还有审理案件、调解纠纷、进行超经济剥削的特权。一般的斯沛，也享有建住瓦房，穿绸缎和黄、红、蓝色衣服，不服劳役，不交钱粮杂派等优待。
“责卡”等级是由氏族公社成员演变而来的封建农奴。他们被束缚在封建份地上，世世代代在人格上依附于封建领主，向领主服劳役和交纳实物贡赋。责卡有内外之分，土司直接控制的称内责卡，由各个管人管理的称外责卡。内责卡以服劳役为主，外责卡以交纳实物贡赋为主。内责卡又有黑、花、白之分：凡在土司自营地中的八至十二块土地上服役的，称黑责卡；在二至七块地上服役的，称花责卡；在一块土地上服役的，称白责卡。外责卡除交纳实物外，一般服劳役数天，内外责卡的这份劳役，土司不准用钱赎取，只能雇人代役。
“俄”等级是由家庭奴隶、罪犯、外来民族和等级下降的责卡构成的。他们大部分属于土司、总管、堪布等当权斯沛占有，少数属于责卡等级中的头人和个别富裕的俄。俄等级的身份是世袭的。根据服役情况的不同，又分为白、花、黑三种。担任土司的基层官职的，称白俾子，一家之内只有男子或女子服役的，称花俾子，全家男女都服役的，称黑俾子。俄是按性别世袭的；即男子为俄的家庭，其后代男子全都是俄；女子为俄的家庭，后代女子全都是俄；男女均系俄的家庭，则后代所有男女一律是俄。但不服役的男子或女子，实际上还是主子的俄，主子需要时，仍可抽调他们去短期服役。个别俄经主子允许，可用钱赎免自身的劳役，然而既不能延及子女，更不能改变整个家庭的等级地位，其子女成年后，必须承袭服役，仍然是主子的俄。
除少数单身俄外，俄等级有自己的家庭和少量的财产，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权利。他们一般占有主子给予的一架左右耕食地(架，是宁蒗、盐源一带纳西族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实际面积相当于二至四亩。新中国成立后，有的地区每架以二亩计算，有的地区以二点五亩计算。),多的不超过三架。纳西语称“厚垮鲁布”，意为“一碗稀饭的土地”。但大多数俄通过抵押、租佃等方式另外获得了土地，并占有房屋和数量不等的牲畜、农具。俄除非绝嗣或犯重罪，主子一般不能侵占他们的财产。主子有权将俄转赠、陪嫁、交换和出卖，却不能任意杀戮。蒗蕖土司较永宁更暴戾，曾杀害过逃跑和反抗他的百姓与俄。俄在服完规定的劳役之后，可以到外地赶马经商，若得到土司的信任，还能担任基层官职。由此可见，俄等级具有半奴隶半农奴的性质。
宁蒗纳西族三个等级之间，有比较森严的界限。斯沛等级享有永远保持等级身份的特权，再穷都是斯沛。责卡和俄等级，只能下降，不能上升。责卡再富也不能升为斯沛；俄即使发了财，做了官，仍不能晋升为百姓等级。
永宁纳人的土司一职是世袭制，由长子承袭。而堪布和总管两职，则由土司的兄弟或土司的血缘近亲担任，分别行使宗教和日常行政权力。土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为土知府，土司之下设总管一名，把事数名。
纳西族的居住习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迁。纳西族在古代曾有过“穴居”之习俗，之后又有过与游牧生活相适应的羊毛毡制帐篷居住的习俗。纳西族随着由“随畜迁徙”的游牧民族演变为以农耕为主的民族后，居住方式也产生了变化，开始建造较固定的木结构民居，从而出现了井干式的木楞房。
传统的木楞房直接以圆木为材料，建造时先平齐木料，在两端砍出接口，然后将圆木首尾相嵌，大小头均齐，构成四面围墙。然后架起檩条，直接铺上长形木瓦，用石头紧压木板。圆木间抹上牛粪或泥，以避风寒。泸沽湖畔摩梭人的木楞房绝大多数由四个房屋组成大小不等的四合院，一幢是正房，左面是经堂，右为畜圈，正房对面一坊为两层楼。正房为全家就餐、主妇休息及储存粮食杂物的地方；对面的楼房上分为许多小间，是“阿夏”情人偶居的地方；院内房间布局较为复杂，有主室、上室、下室、后室、仓库等。
纳西族将正房称为“吉美”，直译意为“母房”、“大房”。祖房是整个家庭住宅的中心。祖房内神龛下设平台型单火塘或双火塘灶，火塘中央埋一个盛有金银、五谷及海贝等物的土碗或陶罐，象征火塘灶的心脏。火塘是人们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的一个中心，过去，火塘边的座位与人们的性别角色和家族、家庭的尊卑长幼序列密切相关。丽江、香格里拉等地纳西人火塘边东西两端靠近神龛的座位最尊，分别属于家庭男女家长。火塘边供奉灶神、祖先神等。有不准将水泼于火塘，不准跨越火塘，不准用脚踩铁三脚架等的种种禁忌。纳西人的人生礼仪和多种东巴教仪式都在火塘边举行。部分丽江山区的纳西族除了保留火塘灶外，还普遍在正房中砌有锅台灶。坝区则已普遍实行单独的厨房和锅台灶烹饪方式。
自明代始，在丽江纳西族中已建盖有宏伟壮观的瓦房，但大都是土司和头目的住宅及寺观庙宇。
从清代起，随着文化交流的增多和纳西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汉、白、藏等族的建筑技术不断为纳西人所吸收，被称为“三方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的土木或砖木结构瓦房建筑在丽江城镇和坝区、河谷区农村普遍流行起来，并产生了极有特色的民居庭院。门前即渠，屋后水巷，跨河筑楼，丽江古城和不少乡镇民居“家家有院，户户养花”。庭院是民居平面构图的中心，其地板通常用块石、瓦渣、卵石等简易材料，按民间风格铺砌成有象征意义的图案，如“四蝠闹寿”、“麒麟望月”、“八仙过海”等，体现了多民族建筑艺术的融合。农村“三坊一照壁”楼瓦房的西房北房为房卧室，南房作畜圈。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丽江大研古城典型地反映了纳西人博采众长而形成的高超的建筑艺术，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观。古城坐落在玉龙雪山下海拔2 400米的高原台地上，始建于宋末元初（一说建于唐代，即当时的“三赕城”），总面积3.8平方公里。四方街是古城中心，四条干道呈经络状向四周延伸。“城依水存，水随城在”是古城的的一大特色。位于城北的黑龙潭是古城的主要水源。潭水由北向南蜿蜒而下，至双石桥处被分为东、中、西三条的支流，各支流再分为无数溪流，入墙绕户，穿场走苑，形成主街傍河、小巷临水、跨水筑楼的景象。四方街西侧的西河上设有活动闸门，居民利用西河与东河的高差冲洗街面。众多大小水流之上，造型各异的古老石桥、木桥多达354座，使大研古城的桥梁密度居中国之冠。古城的街巷全部用红色角砾岩石（民间称为五花石）铺成，晴不扬尘，雨不积水。
木氏土司的府邸巍峨壮观，模仿中原王者气度，又没有落入中原皇宫帝苑“居中为尊”、一切其它建筑皆须围绕王宫而建的俗套，它僻处城南一隅，而作为全城中心的则是商贾云集的四方街，如蛛网般纵横交错的街道像星光般从四方街这一最明亮的商贸中心向四方八面辐射。从中可看出古城最初形成于乡村集市，最终也因商业贸易而繁荣。这与古城千百年来作为“茶马古道”重镇的历史密切相关。
在丽江，父系制家庭是传统的生产单位。在宁蒗永宁，母系制家庭则是基本的生产单位。此外，纳西族民间还有传统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合心组”等，通常由相处融洽、关系密切的邻居或亲戚朋友自发组成，一般规模较小，多则十来户，少则四、五户。是在农忙季节临时性组成的互助生产组织。还有互助性放牧组织“路补”，几户人家的牛羊在一起放牧，由各户轮流出人放牧。
丽江纳西族的父系家庭，大多由三、四代人组成。子女从父姓，财产由父亲传给儿子，实行父系继承制。分家时，传统习惯是由儿子们均分田地、房屋和大牲畜，而幼子有优先权得到最好的一份田地产。分房子也一般是由幼子占祖房，其他儿子另外择地起房。有女无子的或无子女的家庭，可过继兄弟的儿子继嗣。假如要为女儿招赘，必须取得兄弟们的同意，赘婿才能取得继承权。绝嗣家庭的财产，由本族近亲继承。
在受儒家封建礼教影响深的丽江纳西族中，妇女过去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低下，一般无财产继承权，还有许多重男轻女的习俗。但在保留传统文化较多的香格里拉县三坝等地纳西族中，虽然同样是父系制社会结构，妇女在家庭中仍然有比较大的权力。如儿女的婚事，决定权不在父亲而在母亲，女子出嫁时，可以带走平时自己积累的一切个人财物，甚至还可以带走一块田地。家中无男儿时，女儿可以继承父母的全部财产，族里的长辈无权干涉她的继承权利。
纳西族主要聚居区结婚一般都要经过订亲、请新娘、举行婚礼的程序。过去有少数“抢婚”和“兄亡纳嫂”的“转房”婚俗，同姓不同宗的人可以通婚，但同一“崇窝”（宗族）之间禁止通婚；姑舅表和姨表优先婚是过去比较流行的习俗。
纳西族的传统婚礼称为“素字”，意为“迎接生命神”，纳西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神“素”，新娘是外来的新的家庭成员，因此要把她的生命神迎进新郎的家庭，与新郎家庭其他成员的生命神结为一个集合体。整个婚礼过程大体有如下内容：新郎家请东巴择吉日准备生命神之箭、桩、竹篓、塔、桥、梯、石、线等物；接新娘；新娘告别祖灵、娘家亲人及火塘灶；新娘进新郎家后行洗头礼；进母房（祖房）拜火塘灶边的祖灵和神灵；东巴主持举行祭生命神，拴生命线的仪式，这是婚礼的核心内容。届时在新郎面前放一把木杆秤，新娘前放一把铜锁和木升，有的则是新郎手持生命神之木桩，新娘手持生命神之木塔。东巴边咏诵经书，边在新郎新娘的额头抹酥油祝吉，继而一一抹酥油于母房的擎天柱、神龛、火塘中的铁三角架、火塘边的男女床、弓、箭、砍刀、粮柜、铜锁、木升等上并咏诵相应的祈福语。其整个过程与东巴教密不可分。清代“改土归流”后，流官在丽江纳西族地区“以夏变夷”，大力推行汉族婚俗，订婚按周礼的六礼：问名，纳采，会亲（在丽江称之为亲家会），过门（丽江称请媳妇），送礼柬，迎亲。在接亲，宴客，分大小，回门等婚礼程序上也大量融进了汉式习俗，而当代的婚姻习俗随着时代和人们观念的变迁，过去的很多繁冗礼节已经大大简化。
泸沽湖地区的纳人（摩梭人）中同时存在着母系家庭、母系父系并存家庭和父系家庭 3种形式，其中母系家庭是主要的家庭形式。母系家庭所有成员的世系皆从母，男女成员系由一个或几个始祖母的后裔组成，母系血缘是维系家庭的基础，财产按母系继承，由母亲传给子女，舅传给甥和甥女。男子在家中的身份是舅祖、舅舅、兄弟、母亲的儿子或舅舅的外甥。每个母系家庭有一个家长，通常由年长或能干的妇女担任。舅掌礼仪、母掌财产是家庭权利和分工的形式。母系家庭的传统观念认为：女子是根种，缺了就断根。如果某个家庭一旦没有女继承人，便要过继养女。一个母系家庭的成员一般都在10人以上，多的达30--40多人。由于这种家庭的全部成员都是母系血亲关系，属于一个亲族，不存在父子、婆媳、翁婿、姑嫂、妯娌等关系，没有外姓，关系单纯，财产属于大家庭所有，很少发生闹财产、闹分家的纠纷。
与母系家庭相应的婚姻形式是“阿夏”婚，“阿夏”是摩梭男子称呼女情人的称谓；而女子称呼男情人是“阿都”。 现在一般用“阿夏婚”来指称这种“走婚”形式，并不十分妥贴。“阿夏”婚的基本形式是男不娶女不嫁，相恋钟情者互送信物订情。情侣双方都终身生活在母亲家里，男子在夜间到情侣家过偶居生活，次日黎明即返回自己的母亲家里。男女缔结“阿夏”关系要遵守传统习俗， 只有不属于同一母系血缘的成年男女才能建立这种关系，“阿夏”所生的子女随母，血统也依母系计算。
纳西族节庆很多，主要的节日习俗有:
祭天 祭天是纳西族东巴教最大的仪式之一，也是纳西族民间最大的传统节日，在正月间举行。过去，纳西族把祭天作为是否纳西人的标志之一，如俗语所说“纳西是祭天的人”。祭天最初是纳西人远古自然崇拜的形式，后来便与民族的母系远祖和父系祖先崇拜联系起来。当代，在一些比较边远的乡村保留了这一盛大节庆，近年来，恢复祭天传统节日的村寨有所增加。
新年 农历正月的过年在纳西语中叫“由本吉正”，又叫“库市”，意为“新年”。过节期间，纳西民间要举行一系列传统的辞旧迎新活动。
“棒棒会” 农历正月十五，是纳西族的一个别开生面的传统节日，民间称之为“棒棒会”。这天，四乡农民一大早就来到丽江古城，古城从四方街到关门口一带，人如潮涌，摩肩接踵，街道上摆满了竹、木、铁农具和各种果树苗木、花卉等，“棒棒会”标志着春节节庆的结束，春耕生产的开始。现在，这个节日依然存在，但节庆的场所已改在古城附近举行。
三朵节 “三朵”是纳西全民族信仰的民族保护神，又称为“阿普三朵”，意为“祖先（或爷爷）三朵”。相传他属羊，是个战神。每年农历二月八日和八月羊日，四乡民众到三朵阁来烧香拜神；过去，纳西人凡出远门都要到三朵阁祭拜，求三朵神保佑。出征的战士更是要祭拜三朵神；各地纳西人在每年大年初一祭祀三朵神。从1987年起，每年农历2月8日的“三朵节”成为法定的纳西族民族节日。
火把节 农历6月24至26日，是纳西族传统的火把节。纳西族的火把节历史悠久，最初起源于借助火抵制各种天灾。纳西语称此节为“川美生恩”。现在这个节日过得最热闹的是丽江古城的民众，届时家家扎大火把立于目前，上面缀饰各种鲜花和水果。入夜，满城火光与五彩的灯光交相辉映。
“七月骡马会” 这是丽江纳西族的节庆活动，在农历七月中下旬举办，为期一至二周，以骡马、牛等大牲畜为主，因此又叫“七月骡马会”。
“烧包”节 农历七月初一至初十四，古城人过“烧包”节（即中元节），纳西语称这节日为“三美波计”，各家各户接祖先回家，与家人一起相聚。十四日，人们举行送祖仪式，在古城河流中烧包，放河灯，人们敲锣打鼓，姑娘们穿戴一新，提着花篮，花篮中盛着送祖先上路的食品，将食品投放河中，让它随水流飘去。现在这个节日一般过三天。
其他地方的纳西族还有诸多节庆习俗，诸如香格里拉三坝乡的“白水台会”；永宁纳人（摩梭）的祭干木女神山等。
卷帙浩繁的东巴经不仅是纳西先民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是集纳西族古典文学大成的宝库。纳西族琳琅满目的古老神话、史诗、传说、故事谣谚，都被东巴们用象形文字记录在东巴经中。东巴经文学的咏唱有特定的地点，即在东巴教的各种祭仪上，这些祭仪大都是宗教与民俗活动的组合形式。东巴经文学是诗体文学，所有的作品都是由奇数音节的诗句组成，3、5、7、9、11、13等奇数诗句错落使用，长短相间，比较自由。其中以五七言诗句为多。也有少数晚期的作品用纯五言诗句写成。所有的作品都由东巴用特定的乐调吟咏唱诵。东巴经文学包括自然神话、洪水神话、始祖神话、战争史诗、爱情长诗、镇鬼神话以及大量故事谣谚。代表作如神话史诗《创世记》、《黑白之战》、《哈斯之战》、《俄都奴杀猛鬼》、《许瓦增古盗火》、《祭天古歌》等，突出地反映了纳西族顽强坚韧、崇勇尚武、认同心重、凝聚力强的民族精神。《鲁般鲁饶》、《初布游布》等作品，以浪漫瑰丽而凄婉的笔调讲述了纳西族青年男女重感情、讲信义、不惜以死殉情的动人故事。 纳西族的民间歌谣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调”，它是相对于短小歌谣而言的一个概念，特指广泛流行于民间的口传叙事长诗。其代表作有《游悲》（殉情之歌）、《猎歌》、《赶马》、《伐筝》、《鱼水相会》、《蜂花相会》、《雪析相会》等。在表现形式上，它们是入乐入调的演唱，而且每类作品都有相对固定的曲调。
纳西族除了有博大丰厚的本土传统文学外，自明代以来，出了不少以汉文写作的作家，明代土司阶层的“木氏六公”有大量的诗文传世。木公、木增等人的诗集选入了《云南丛书集部》及《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中。木增所著的《云薖淡墨》六卷还收入了清代所编的《四库全书》中。
绘画与雕塑是纳西东巴宗教艺术的重要构成部分。东巴绘画可分为木牌画、竹笔画、纸牌画和卷轴画。木牌画分尖头形和平头形两种。尖头木牌画一般绘神灵和被认为是善的大自然精灵“署”，着色；平头形木牌画各种鬼怪，不着色。纳西木牌画与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汉代人面形木牌有传承关系，木牌上画鬼神再插于地上祭祀之俗，原是古羌人的古俗。竹笔画主要是指用书写东巴经的尖头竹笔所绘的图画，包括经书封面装帧、经书扉页画、题图、插图等，有白描也有彩色。纸牌画指画在多层厚纸粘合而成的硬牌上的绘画，分为占卜纸牌画、自然神“署”之画以及东巴的五幅冠等。卷轴画是画在布质卷轴画上的各种神像画，东巴举行仪式时挂在临时设置的经堂上。卷轴画中的杰作是“神路图”，该画长15-20米，上绘鬼神人三界，有近400个人神鬼兽形象。该画用于丧礼和超度亡灵仪式。 东巴雕塑有面塑、泥塑、木雕。东巴绘画和雕塑有粗犷率直、自然浑朴的风格。
著名的丽江白沙壁画即是明代丽江纳西族社会大开放的产物。白沙壁画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表现在题材上的多种宗教和同种宗教中的各教派内容相互融合并存，以及多民族的绘画技法揉为一体的现象。该壁画的内容包含佛教显宗、密宗和道教内容，突出地反映了纳西族在历史上善于吸纳多元的异族文化，不执迷于一种宗教文化的特点。
著名的“丽江古乐”也是多元文化相融汇的艺术结晶。“丽江古乐”由“白沙细乐”和丽江洞经音乐、皇经音乐组成（皇经音乐今已失传）。“白沙细乐”是我国屈指可数的几部大型古典管弦乐之一，除历史悠久之外，其珍贵之外在于它是丝竹合奏，分章节（尚存八首歌、舞、乐结合而成的套曲），其旋律与“和声”的独特是全国所仅见的。 “丽江洞经音乐”自明清以来就从中原逐渐引进并植根于纳西族的文化阶层中。它是道教“经腔”系从四川梓潼县传来的“大洞仙经”。“丽江洞经音乐”是区别于我国各地道乐体系的艺术珍品。
纳西族的很多传统古典乐舞保存在东巴教中。东巴经中有被誉为国宝的东巴舞谱《蹉姆》，用图画象形文字记录了东巴举行仪式时所跳的各种纳西族古代舞蹈。它不仅是国内少数民族古文字中迄今仅见的舞蹈专著，也是世界上用文字记录的最早舞谱之一。
纳西族是个信仰多种宗教的民族， 既信仰本民族的本土宗教——东巴教，也信仰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道教，各种宗教相容共存，各行其道，都有各自的信众，但在乡村，信众最多的是东巴教。
东巴教对纳西族的社会生活、民族精神、文化习俗有重大影响，是纳西族多元宗教信仰中的主干，是在纳西族处于氏族和部落联盟时期的原始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后，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逐渐吸收了藏族的本教、藏传佛教等的一些内容，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族宗教形态。它有自己的仪式系统，庞大的鬼神体系，与各种仪式相配套的经典。泛灵信仰，大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重卜，以及“大自然和人是兄弟”这一基本理念，是东巴教的主要特征。
在当代纳西族社会中，东巴教的信仰和各种祭仪一般保留在比较边远的乡村里，虽然东巴教文化在当代已经成为一种闻名遐迩的文化产业，但东巴教已经不再是过去那样全民信仰的本土宗教。
东巴是东巴教的祭司，东巴全是男子，其传承主要是家庭或亲族世袭制，父传子，子传孙，无子则传于侄。只有少数东巴是无东巴家世而投师学艺的。东巴的古称是“本补”或“本”（“本”亦有祭祀、诵经之意），民间称之为“东巴”。“东巴”意为“智者”、“上师”、“大师”。东巴平时从事耕稼樵牧，是不脱产的农牧民，只是在受人所请时才举行法事，略得实物或现金报酬，但家庭收入主要是靠生产劳动。学识渊博，精通众艺的东巴被尊称为大东巴，出类拔萃者被尊称为东巴王，但这仅仅是一种尊号，与诸如藏传佛教那样的教徒等级不同。
纳西东部方言区本土宗教专家被称为“达巴”，“达巴”是“东巴”的异读。达巴无象形文字经书和如东巴那样有体系庞大而内容精细的祭仪，其性质更接近于“萨满”（Shaman，巫师）。达巴的口诵经很多。多数达巴认为他们的祖师是“丁巴沙拉”（东巴教祖师丁巴世罗之异读），少数讲他们的祖师是“阿巴笃”（与纳西东巴教中的创物神和人类始祖神美利董阿普相似）。达巴的大多数仪式都在野外举行。
桑尼是纳西民间对巫师的称谓，在有些地方又称“桑尼帕”或“桑帕”，“帕”意为占卜打卦和行使巫技。古代的桑尼多为女性，后来才逐渐由男性取而代之。直至近现代，在纳西族民间还有少数能行巫仪的女桑尼。桑尼与东巴的不同之处是他（她）们没有用文字写成的经书，也不是象东巴一样地实行父传子的世袭制。但桑尼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担任的角色，要经过特定的“巫师神授”仪式而成为桑尼。桑尼一直沿袭了专司占卜的古规，很多地方在举行东巴教仪式前都要首先请桑尼卜出事因病因；捞油锅、咬烧红的犁铧等巫技是桑尼常用的驱鬼手段。他们主要供奉的保护神是纳西族民族保护神“三朵”。
藏传佛教是从元末开始，由西藏经川西传入纳西族地区的。 自明代中叶以来，随着纳西族木氏土司势力的向北扩张，加强了和藏传佛教的联系。木氏家族与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关系密切。明成化九年（1473年），土司木嵚赠厚礼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七世活佛曲扎嘉措。木定任土司时（1508---1526年），八世黑帽系活佛弥觉多杰（1507- -1554年）在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应邀到丽江。噶玛噶举派陈拉居南嘉（1456- 1539年）的两个弟子强西年和俄阔琼绕南嘉曾出任木氏土司的宗教大师。
万历四十六年（1616年），在与格鲁派（黄教）的斗争中失败的噶举派黑帽系十世活佛却英多吉逃难到丽江，土司木增待之如上宾。十世活佛与木增及其继任土司木懿在其辖区内弘扬噶举派（白教）教义。土司木懿曾在藏传佛教黄、白二教在滇藏间的斗争中扮演了“扶白压黄”的重要角色，为在西藏地区受压的噶玛噶举教派在康滇川地区的传播和弘扬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木氏土司中虽有木懿等人实行过“扶白压黄”的政策，但总的来说, 木氏土司并没有忘记审时度势地调整与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关系。16世纪中叶，经过“宗教革新”的黄教的发展已在“颓废萎靡”的西藏诸教派之上，是时，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1543---1588）应蒙古俺达汗的邀请将黄教传播到了青海、蒙古地区。当时的土司木旺不失时机地积极去迎请三世达赖来康区，木旺莅临理塘发起集会，且出巨资迎请三世达赖到康区讲经传法，请三世达赖主持理塘寺的佛殿、院落开光奠基仪式。理塘寺的建成，标志着黄教由此传入康区。因木氏土司参与主持供奉并作盛大布施建立理塘寺，传播黄教，在历史上，木氏土司与三世达赖享有共誉，名声远扬。
清初以后，藏传佛教在丽江、维西纳西族地区得到较快的发展。丽江、维西两地的纳西族在明代就与藏传佛教有密切的来往，但真正在当地建立寺庙，广为发展教徒，则是在清代初年之后。从康熙到道光年间的180多年中， 先后建起了有相当宗教势力和经济实力的噶玛噶举派（白教）十三大寺。
在清代，汉传佛教在丽江地区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增建了60多个大小寺庙，分布在城乡各地。到20世纪50年代前，丽江县属的比较大的村寨几乎都有一个或几个寺庙，有的大寺有不少田产。寺庙中的和尚也多是纳西人。
道教在明代传到丽江，木氏土司从内地请来道士到丽江传播道教。清雍正元年（1723）丽江“改土归流”后，道教在丽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除了明代所建的道教道观外，清代又在丽江各地增建了不少道观，文昌宫和村寨庙堂与日俱增。道教信徒还组织了洞经会，以文昌宫为活动地点，将自己供奉的道教神仙编为神牌，学习洞经音乐，谈演洞经。
新中国成立初期，纳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生产，建设新家园，经济、文教、卫生工作不断改观，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党和政府在进行民主改革中，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针对各地的不同情况，积极领导纳西族人民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以地主经济为主的丽江地区于1953年完成了土地改革。在以领主经济为主的宁蒗、中甸（今香格里拉县）等地区，则采取了自上而下和平协商和自下而上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改革。民主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热情，改善了民族关系，增强了民族团结。到1957年底，整个纳西族地区取得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
党和政府还积极帮助纳西族人民实现政治上的平等和当家作主的权利。1954年，在丽江召开了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出席的二百多名代表中，纳西族占了59%。1958年9月24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80次会议通过成立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决议。1961年4月，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宣告成立。党十分关心民族干部队伍的成长，大力培养和提拔民族干部。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干部队伍中，纳西族干部占60%以上，县委书记是纳西族干部，基层领导干部中，纳西族干部占70%以上。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都有纳西族的代表参加。
新中国成立后，纳西族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产生了巨大变化。
农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前，纳西族9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至今丽江市古城区和玉龙县的农业人口仍占85％。但是农业产值却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调动了广大纳西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和农民人均收入均有较快提高。2003年丽江县分为古城区、玉龙县后，玉龙县当年粮食总产量突破99 860吨，农民人均纯收入1250元；古城区粮食产量达38 712吨，农民人均收入1861元。 2005年，丽江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290元，比1995年增加了5995元， 年平均增长10.9%;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459元，比1995年增加857元，年平均增长9.3%。
多样化市场经济繁荣发展。20世纪50年代后期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纳西族地区和其他地方一样，一度曾取消了集市贸易和私人商贩、个体商贩等，形成了只有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经营的局面，阻碍了商品经济和集市贸易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在商业上实行了以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为主导的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并存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恢复整顿了供销合作社，恢复开放了原有的集市贸易。丽江还恢复了一些地方传统的交易大会，如每年定期举办的“三月龙王会”、“七月骡马会”、“正月十五棒棒会”等大型的牲畜、农副产品和工业品交流大会，促进了地方工农业的发展。个体商户和乡镇企业数量也随之猛增，1995年，丽江市私营企业只有8家，到2005年，全市私营企业达333家，仅规模以上私营企业就实现工业总产值95 804万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31.34% ,比1995年增长39.15倍。
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支援内地的经济建设，以丽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逐渐成为云南省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省、地、县三级森工企业也先后在丽江成立。在之后几十年时间里，不仅丽江境内国有森工企业的木材采伐量大增，而且民间的乱砍滥伐现象也日趋严重。1995年以后，根据国家新的政策，一方面封山育林，一方面整顿森工企业，帮助他们实现尽早转产，同时要求采伐人员撤出林区，封存斧锯；另一方面，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的环保投入，实施重点环保项目。在群众中则大力普及科普生态知识，通过各种方式重唤纳西族传统优良的生态道德观念和生态保护的传统知识。2005年，丽江市森林覆盖率从1995年的40.3%提高到52.5%，丽江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区。
成为“三个世界遗产地”，旅游和文化产业迅速发展 丽江古城于1986年被确定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997年12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丽江古城 “世界文化遗产”的称号；2003年7月2日，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式表决通过云南“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并流”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丽江位于“三江并流”的核心区域。2003年10月15日，丽江市收藏的东巴古籍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丽江从此成为有三项世界遗产桂冠、举世无双的“世界遗产地”。这些世界级声誉极大地推动了丽江纳西族地区的旅游和文化产业。
截至2006年，丽江共有玉龙雪山、丽江古城等4A景区精品景区4个，黑龙潭公园等3A景区2个。2007年，玉龙雪山获得了我国旅游景区最高级别的５Ａ级旅游景区称号。纳西族聚居的丽江，成为世界级的旅游热点区域，丽江古城已创建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
接待国内外游客从2002年的337.5万人次增加到2007年的530.9万人次，年均增长9.5%；旅游总收入由23.4亿元增加到58.2亿元，年均增长20%。
纳西族聚居区丽江不仅已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而且自身也在发展中不断摸索出了“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一发展模式。丽江旅游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品牌。走出了自己独特的保护和发展并举的道路。2007年，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遗产保护民居修复项目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２００７年遗产保护优秀奖”；丽江还创造了被称为“2004中国经验”的束河古镇保护开发模式。
在旅游业的辐射带动下，丽江的文化产业也在肥沃的民族文化土壤中不断壮大，成为促进纳西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2003年5月，鉴于丽江在民族文化产业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中央破格将丽江列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丽江的发展证明，民族文化促进了旅游，旅游又促进了文化产业的扩大。
据统计，2004年，丽江市的文化产业产值达4亿元以上，文化产业已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9%左右。2005年纳西族主要聚居区丽江市共有文化产业经营户计1236个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从业人员5765人，文化产业增加值为24420万元，占GDP比重为11.6%。文化体制改革初显成效，民族歌舞剧“丽水金沙”被列入文化部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丽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亮点。
丽江在旅游和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过程中，还先后获得了“中国最令人向往的10个小城市之一”、“地球上最值得去的100个小城市之一”、“欧洲人最喜爱的旅游城市”、“全球人居环境优秀城市”、“全球最佳人居环境优秀城市”、“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等称号，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化名城、文献名邦、旅游胜地。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纳西族的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丽江县境内只有省立中学、县立中学、国立师范3所中等学校，243所高、初级小学和1所幼儿园，各级各类在校学生13800余人，教师440多人。据1990年统计，纳西族主要聚居地丽江县纳西族自治县有小学619所，在校学生35 758人，有教职工2293人。据2000年统计，有小学校560所，其中完小149所。小学教育逐渐实现向素质教育转轨，1997年后，全县小学毕业生全部实行免试入学。据1990年的统计数，大学或相当于大学的人口数由1964年的344人增加至2352人（每千人中有大学生7.36人）。据1985年的统计，纳西族的大专生比例为0.6％，中小学生比例为17.14％，领先于云南省汉族和其他24他少数民族，成为云南省文盲率最低的一个民族。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数，云南纳西族大学本科生有3005人，研究生122人。每万人人口中，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为312人，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数为1015人，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为2536人，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为为4031人。
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在将优秀的传统文化引入小学教育方面也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1998年以来，将纳西族传统文化的学习逐步引入一些小学，建立了大研、黄山、白沙、塔城、黎明等5个传承民族文化精品教育基地。其中白沙完小近年来实施的教师、学生、学者参与式共同编写乡土教育教材、举办纳西东巴象形文字、纳西古乐等“课外兴趣班”等教学方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纳西族的中学教育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到2000年，纳西族主要聚居区丽江县有中学31所，在校学生17944人，其中，高中生3568人，初中生14221人。初中毕业升学率70.62%,高中毕业升学率52.96%。
改革开放以后，纳西族地区的高等教育也有长足发展。2001年9月，丽江教育学院和丽江民族师范学校合并，校名沿用“丽江教育学院”（2006年更名为“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1990年，成立云南广播电视大学丽江分校，成为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联合办学实体。“十五”期间，还创办了云南大学丽江旅游文化学院。
医疗卫生体系不断健全，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到2005年，纳西族主要聚居区丽江市共有卫生机构99个，各类卫生技术人员2 782人，比1996年增加773人，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2.45 人。农村卫生状况有较大改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稳步推进，农民看病难得问题有所改善。2005年，丽江市乡镇卫生院达到63个，拥有床位932张，比1996年增长14.20%； 卫生技术人员957人，比1996年增长18.3%,全市设有村卫生室408个，村卫生室覆盖率为97.8%,有乡村医生924人，满足了农村居民一般性和就急、就近求医看病的需要。
纳西族人民迎来了历史发展的大好机遇，正满怀信心跨入更加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