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总人口有1858063人（2000年）。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湖南等省，其中以云南省的白族人口最多，四川省、重庆市等地也有分布。
白族自称“白子”、“白尼”、“白伙”，，统称为“白人”。他称有民家、那马、勒墨、勒布等60多种。过去汉族称之为“民家”，以与“军家”相别，元、明史籍称之为“白人”或“僰人”，纳西语称之为“勒布”、“那马”，傈僳语称之为“勒墨”，藏语称之为“勒波”，彝语称之为“娄哺”、“洛本”、“罗基颇”，贵州一带的白族有“七姓民”、“九姓族”、“罗苴”、“龙江人”、“南京人”等不同称呼。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11月，根据广大白族人民的意愿，正式确定以“白族”作为统一族称。
白族分布地区处在云贵高原。西部有澜沧江、怒江纵贯南北，构成纵深的河谷地带，林木繁茂，景色秀丽；东部有金沙江横贯东西，地势开阔，宜于禾稼。金沙江西南的洱海之滨，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庄稼一年两熟，主产大米、小麦、豆类、玉米、棉花、油菜、甘蔗、烟叶等，号称粮棉之区。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煤、铁、铜、铝和各类稀有金属。
白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也有人认为语支未定，并有不少学者主张应该单独划为白语支。白语按地域范围分成南、中、北三大方言片区，南部方言和中部方言比较接近，与北部方言差别较大，但能互相通话，使用南部方言的人较多。白语有22～29个辅音。有大量汉语借词，新词术语都直接借用汉语，是藏缅语族中汉语借词较多的一种语言。词汇近60%为汉语借词，多数人通晓汉语。
白族在唐代曾参照汉字创制了方块白文。历史上，白族用白文记述历史，创作文学，留下了一定数量的白文古籍，大致有如下几类：白文经卷、白文残瓦、白文史书、白文碑刻、白文祭文、白文唱本和白文对联等。1958年，徐琳、赵衍荪等语文专家拟定了以拉丁型26个字母为形式的《白族文字方案》(草案)。1982年对原方案进行了修订，简称“新白文”。新白文声母27个，韵母37个。修订后的白族文字能够科学、准确地书写大理州境内白语两大方言区内百万白族成员的口语。
白族属于氐羌系统的一支，其族源是多元的。白族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世代居住于洱海地区的土著居民――洱海人和昆明人。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其外西自同师（今保山）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皆氐类也。”嶲即嶲唐，楪榆即叶榆，即洱海地区，可知秦汉时期洱海地区的居民是昆明人，处于尚未定居的游牧社会。白族的另外一个重要来源属于先秦时期氐羌系统南下族群中的一支，其远祖可追溯至秦汉时期的僰人。公元前3世纪，僰人之名始见诸记载，秦相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恃君览》说：“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 秦汉以前僰人的分布地区，北有僰侯国，南有包括滇国在内的靡莫之属数十小国，包括了北边的僰道县（今四川宜宾）和南边的滇国（今滇池周围）等广大区域。滇国的主体族是僰人，亦称为“滇僰”。汉晋时期，滇池地区仍为僰人所居，并逐渐向洱海地区迁徙。而蜀中迭经战乱，蜀人（包括蜀族和其他民族）四散，引起了民族的迁徙。其融合到滇池地区即滇僰的称“叟”，叟人逐渐占据了原来僰人的分布区域。东汉末年，其他部族逐渐迁入洱海地区。晋代洱海区域出现了“上方夷”和“下方夷”，洱海区域居民成分及分布有了很大变化。“上方夷”是居住在洱海北部的昆明人，“下方夷”是居住在洱海南部的哀牢、僰人、汉姓等。唐代初期出现了乌蛮、白蛮，它包括了洱海区域哀牢、昆明、西洱河蛮（又称河蛮）、云南蛮、僰人等众多部族。汉唐间，大姓爨氏兴起于南中，爨氏又分为西爨白蛮与东爨乌蛮两部分，南诏阁罗凤时期，徙二十余万户西爨白蛮于洱海地区；在明代碑刻中仍可见到，寸、王、赵、杨四姓都认为在南诏以前他们的原籍在滇池地区，原籍“西爨故地”。由此可见，洱海地区的白族人民与西爨白蛮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到公元8世纪，南诏统一洱海区域进而建立起包有云南全部的强大政权，加速了白族共同体的形成。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南诏酋龙卒，子法（隆舜）立，自号“大封人”。“大封人”这个专用名称的出现，标志着白族的形成。从以上可以看到，从秦汉洱海人（西洱河蛮）、昆明人——东汉僰人——晋代上方夷、下方夷——唐代白蛮、封人、白人——白族，白族的族源是多元的，主要是以土著居民洱海人（西洱河蛮）、昆明人为主体，融合了僰人、哀牢人、西爨白蛮等成分，甚至融合了一部分汉族，最终于公元8世纪形成为白族。
白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从考古发掘的“苍洱遗址”来看，“其本质导于华北之仰韶、龙山文化”，是一种“地方色彩甚重”的区域性文化。尤其是遗址中所出土的双孔半月形石刀充分说明了苍洱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联系与区别。这种双孔半月形石刀形式与内地相近，内地石刀的刃大部分开在凹面（即“弓弦”），洱海区域的石刀的刃则开在凸面（即“弓背”）。这时期，还在台地上发现了半穴居房屋等居住遗迹，说明最晚在新石器时期，洱海区域已有人类居住，他们傍溪流而居，经济活动虽然仍较原始，但已经出现了纺织和渔猎活动，当时可能还出现了原始农业的形态。宾川白羊村遗址（公元前1820±85年）表明粮食作物是当时重要的食物来源；大量的兽骨和角器反映当时狩猎和纺织均占一定地位。剑川海门口遗址（公元前1150±90年）标志着白族先民步入一个崭新的青铜器时代。祥云大波那遗址（公元前465±75年）表明当时已处于比较定居的农业社会。在稍后发现的祥云检村遗址（年代为上限战国中期，下限西汉早期）还出土了两件铁器，为数虽很少，但说明此时铁器已开始出现，铁器的出现较之青铜器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随着洱海区域进入青铜时代，中原商王朝势力所及范围已到达今川滇一带地区，白族先民开始大规模地和中原发生经济文化交往，从此开辟了白族文明史的一个新纪元。
春秋时期，西南夷地区和秦国、楚国都有联系，战国时期，和楚国的联系更为密切，甚至有“庄蹻王滇”的说法，楚韵遗风仍可见于今天的白族生活中；而汉文化的影响则贯穿于白族发展的始末。
秦代，中央王朝开始在西南夷地区设立郡县，洱海地区同祖国内地关系日益密切。秦以前，西南夷包括七个大的部族区域，其中滇分布于滇池区域，昆明分布于洱海区域，西僰分布在川南、滇东北一带。各部族自成区域，又相互联系。秦统一全国后，着手开发西南夷，首先表现为通道，即修筑“五尺道”。 该道从今四川宜宾出发，经滇东北而入滇池地区，是官方修筑入滇的第一条道路，它连通了僰青衣道、僰道，为云南与中原的交通联系打下了基础。其次设郡，就是具体实施推行于全国的郡县制度。最后置吏，即对西南夷地区委官进行统治。尽管秦对西南夷的经营是短暂而不深入的，但却有极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它标志着云南从秦代开始，就已经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秦代是中央王朝对云南正式统治的开始。
汉代，汉武开边，但在洱海地区遭到了昆明蛮的阻挠。公元前109年，西汉在此设立了叶榆、云南、比苏、嶲唐等县，属益州郡管辖。公元67年，东汉在此设置“益州西部都尉”，管理哀牢地区和洱海区域。公元69年，单独设置永昌郡，洱海区域分属云南、邪龙、叶榆、比苏、博南等5县。蜀汉时，诸葛亮征服南中，设庲降都督，下辖南中7郡，洱海地区设置的县并未改变，但分属云南郡和永昌郡。两晋南北朝时期，洱海地区的郡县管理时分时合，旋置旋改，但基本上因袭了两汉的县制。中原王朝开设郡县、移民实边等一系列的措施，既加强了对当地的治理，又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铁器，促进了洱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东汉时期，洱海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有了根本性提高，从中原引入了水稻种植技术和牛耕技术。
隋代，设立南宁州总管府对云南实行了短暂的统治，爨氏大姓世据南中。
唐代前期，对云南地区实行羁縻统治政策，洱海地区归姚州都督府管辖，下设髳州、宗州、匡州、曾州、尹州、蒙舍州、阳瓜州、浪穹州等20多州。公元7世纪，唐朝和爨氏为争夺对滇池地区的控制权，矛盾趋于激化。同时唐朝还面临来自吐蕃的威胁。此时，六诏兴起于洱海地区，位于六诏之南的蒙舍诏在唐王朝扶持下统一了洱海地区，建立了南诏地方政权。
南诏国时期，洱海地区得到快速发展。南诏国是乌蛮与白蛮建立的地方性政权，即彝族先民和白族先民共同建立的奴隶制政权。此时云南的部族分布状况是：以滇池为中心的地域是爨地，以洱海为中心的地域则主要分布着乌蛮（“六诏皆乌蛮”）和白蛮（主要分布于洱海周围）。六诏之一的“蒙舍诏”兴起于蒙化（今云南巍山）后，在唐朝支持下占领了经济发达的白蛮地区，并灭五诏，统一了洱海区域。随着南诏势力的壮大，南诏国与唐王朝对滇池地区的争夺日益尖锐，南诏数次进犯成都，并与吐蕃约为兄弟之国，南诏逐渐成为唐王朝在西南地区的重大威胁，加速了唐帝国的瓦解。南诏国的政治区划包括十赕、七节度、二都督，洱海区域即为十赕之地，是南诏国的统治中心。洱海以北的广大地区则属剑川节度使管辖。南诏国王室成员是乌蛮贵族，而其统治基础，包括统治阶级中的大批高官显贵如清平官、大军将、军将等，则是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较发达的白蛮。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南诏酋龙卒，子法（隆舜）立，自号“大封人”。
南诏政权建立后约250年间，同唐保持着密切的臣属关系，使节往来不绝。但由于南诏统治者对内进行残酷压迫，连续地对外发动掠夺战争，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不断引起奴隶暴动和起义，到902年崩溃。937年，以白族段氏为主体，建立了号称“大理国”的封建领主制政权。大理地区与中原的联系一直很密切，“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加强了大理地区的对外联系，并在沟通中外联系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大理国时期是白族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创造了辉煌的白族文化，大理地区步入封建领主制社会。
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昌盛，出现了儒、释合流的“释儒”，大理地区被称为“妙香古国”。南诏以后，大理地区在社会生产方面有长足发展，普遍采用“耦耕，二牛三人法”的耕作技术，这是西汉时赵过在中原推广、曾在我国农业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深耕技术。农作物、蔬菜、水果的品种都极为丰富，分别从内地、西域、印度传入。在畜牧业方面，养马业最为发达，大理马驰名唐宋两代。冶炼技术也很有名，兵器制作技术精良，“铎矟”和“浪穹剑”、郁刀、大理刀闻名一时。
1253年，蒙古贵族发兵击灭大理段氏政权。在云南设置的元初五城中，大理地区属于合剌章。1256年，设立了大理总管府，下辖大理上万户府、大理下万户府。1258年，兀良合台率军从云南经广西，直捣南宋后方的潭州（今长沙），预期与蒙哥及忽必烈三路大军会师鄂州。由于云南的蒙古军伤亡很大，加之要留一部分兵力镇守云南，为了弥补兵源的不足，兀良合台在大理白族地区大量佥发当地的少数民族人口（以白族为主），组建了一支两万多人的“爨僰军”（亦称为寸白军），由段福率领从征。忽必烈继承汗位以后，兀良合台不再得到重用，于是“爨僰军”一部分军士辗转回到了大理，而其中一部分军士则流落在长江两岸，成为湘西、鄂西白族的来源。1274年改设行省制度后，大理地区分属大理路、鹤庆路，并以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领之。
明代，卫所屯田，改土归流。1382年，蓝玉、沐英攻克大理地区，设立三司，广泛推行卫所制度，对白族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大理地区分属大理、蒙化、鹤庆等府，并在军事上设置了大理、洱海、大罗、蒙化四卫以及永平、鹤庆二御，共辖30个千户所，是卫所集中分布的一个重要统治区域，充分体现了大理地区的重要性。伴随封建统治在大理地区的日益深入，汉文化的传播通过汉族移民和儒学教育等途径，深刻地影响到白族文化。据万历云南通志、万历赵州志等方志记载，明初白族地区已是“郡中之民少工商而多士类，悦习经史，隆重师友，开科之年，举子恒胜他郡”，“庠序星布，教化风行，至于遐陬僻壤，莫不有学”。表明汉文化对白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冠婚丧祭、宫室建筑、生产生活等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化教育方面体现最为典型，兴起了白族知识分子士绅群体。在社会生产方面，已经广泛使用水车灌溉。祥云的“地龙”水利工程，充分利用地下水和山阱流水灌溉农田，使得干旱的荒地变成了大片农田，时人谓之“云南（指云南县，今云南祥云）熟，大理足”。
清代，多依明代旧制而时有改易。大理地区分属大理府、蒙化直隶厅以及丽江府之鹤庆州、剑川州。清代继续因袭明代的“改土归流”政策，但在边远地区委任了一批土官和土司，通过他们对边远地区各族人民进行统治。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部分边远山区的白族人民还受着封建领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1797年，大理、赵州、邓川等10余县因“盐案”事件引起大起义，有白、彝、回、汉等各族参加，沉重打击了反动统治者。清咸丰六年(1856年)9月，大理爆发了以回族为主体、杜文秀领导的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广大白族人民踊跃参加义军，坚持抗清斗争达18年之久，给予腐败的清政府以沉重打击。
1842年以后，帝国主义利用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他们同中国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一步一步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近代以来，白族地区的商业资本开始得到发展。先后出现了“福春恒”、“兴盛和”、“云丰祥”、“洪盛祥”等大商行，分为鹤庆、喜洲、腾冲等商帮，他们由印度、缅甸、越南等地运进美、英、法等国的洋纱、洋布及各种洋货；从国内搜运黄金、白银、石磺、黄丝、猪鬃及其他农副产品。他们在为帝国主义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的活动中发展起来，又带有浓厚的买办性。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白族地区后，垄断了白族地区进出口的主要物资，控制了市场和物价，不仅窒息了白族商业资本的发展，同时使许多中小商户纷纷倒闭，加深了白族人民的苦难。白族人民和祖国各族人民一样，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白族人民曾经举行过多次英勇顽强的起义斗争。在李文学起义、杜文秀起义、镇南关大捷中，白族人民与彝、回、汉等各族人民并肩战斗，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志。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遍及全国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给白族地区以巨大影响，民主革命的新思潮迅速传播开来，宣传马列主义的一些报纸刊物先后传进白族地区。在党的教育下，许多白族人民的优秀儿女投身革命运动。1921年第一批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张伯简同志，曾到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回国后，在上海、京汉铁路进行革命活动，参加和组织了省港大罢工，后因积劳成疾，在广州病逝。在20世纪20年代先后入党的还有徐克家、王德三、赵琼仙(女)等同志，他们曾分别参加了北伐和广州起义，被党派到云南领导革命工作，组织工人、农民、学生起来斗争，后来都不幸被反动派杀害，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高贵品质。
1936年4月，由任弼时、贺龙同志领导的工农红军第一、二方面军，长征经过白族散居的湘鄂西地区，领导白族人民打土豪、分财产，进一步播下了革命火种。抗日战争时期，白族周保中将军远赴东北，同汉族、朝鲜族人民一道组织抗日联军，担负重要领导工作，坚持敌后斗争十余年之久，为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解放战争时期，白族地区的各族人民在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下，于1949年4月在剑川发动武装起义，解放了剑川城，有力地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进军。
新中国成立前，白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总的说来，封建地主经济占绝对优势；在一部分坝区特别是少数市镇和公路交通沿线，资本主义经济已有相当发展；在一部分山区尤其是高山分散地区，还存在封建领主以及原始公社、奴隶制残余。
白族人民经历长期的历史发展，创造了自己灿烂的科学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增添了光辉色彩。
白族服饰清爽大方。男子多穿白色对襟衣，外套黑领褂。妇女服饰各有千秋，从服饰可看出年龄大小、成婚与否以及地区差异。其素雅的扎染，古朴的绣花围腰、鞋子，花团锦簇的绣花背被、挂包很有特色。白族崇尚白色，以白色衣服为尊贵。大理一带的男子多穿白色对襟衣，外套黑领褂。洱海东部白族男子则外套麂皮领褂，或皮质、绸缎领褂，腰系绣花兜肚，下穿蓝色或黑色长裤。女子服饰各地有所不同。大理一带多穿白上衣，红坎肩，或是浅蓝色上衣、外套黑丝绒领褂，右衬结纽处挂“三须”、“五须”银饰，腰系绣花短围腰，下穿蓝色宽裤，足蹬绣花鞋。妇女头饰更是异彩纷呈：大理一带未婚女子梳独辫且盘在花头帕外面，再缠上花丝带等，左侧垂着一束白绦穗；婚后发辫改为挽髻，盘在头顶，外包扎染或蜡染的蓝布帕，缠素色布条。凤羽、邓川、洱源的姑娘喜戴“凤凰帕”；有的地方则头包花毛巾或只将辫子盘头上，再缠一束红头绳；有的地方头饰为“一块瓦”；有的地方头上用多块头布相叠覆盖，最外面的一块布上绣白族人民喜欢的图案。头帕外缠多种颜色的头绳，格外美观。妇女们都喜戴玉或银手镯、坠耳环。城镇居民多穿汉族服装，青年人爱着时装。
白族以稻米和小麦作主食，山区则以玉米、荞子为主食。喜食酸辣，洱海的鲤鱼、弓鱼、鲫鱼是人们喜食的菜肴，“砂锅鱼”是大理著名佳肴。善于腌制火腿、腊肉、香肠、油鸡、螺蛳酱等。爱饮糯米酿造的甜酒、大米制作的饵丝。喜饮烤茶，著名的“三道茶”是待客上品。第一道是用沱茶冲泡的苦茶；第二道是加红糖和牛奶的甜茶；第三道是放入核桃、蜂蜜、米花的回味茶。“一苦、二甜、三回昧”的“三道茶”不仅是白族同胞待客的佳茗，它还寓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乳扇是白族独创的乳制品，色泽淡黄，状如扇，薄如纸，味道鲜美。
白族的建筑艺术独具一格。高寒山区多居住单间或两间相连的“垛木房”或“竹篱笆房”；坝区则多住土木结构的瓦房。位于苍山脚下、洱海之滨的大理喜洲，是白族民居的精萃所在。一座端庄的白族民居主要由院墙、大门、照壁、正房、左右耳房组成。一般的建筑形式是“两房一耳”，“三坊一照壁”，少数富户住“四合五天井”，还有两院相连的“六合同春 ”，楼上楼下由走廊全部贯通的“走马转角楼”等，现在多是一家一户自成院落的二层楼房。充分利用当地盛产的鹅卵石来砌墙，也是白族民居建筑的一大特色。白族民居往往注重门楼、照壁建筑和门窗雕刻以及正墙的彩绘装饰，门楼是整个建筑的精华部分。门楼建筑艺术水平的高低，可以反映其主人的经济地位，也是一种光宗耀祖的标志。白族门楼的挑梁斗拱不仅凸现了白族建筑艺术的精华，而且深具文化内涵。门楼正中嵌挂匾额，匾额上往往书有用来表示姓氏、发扬祖风的堂号，通常选用与自家姓氏相关的成语或典故，镌刻在匾上。如张姓“百忍堂”、“百忍遗风”；杨姓“四知堂”、“清白传家”；董姓“三策堂”等，各姓匾额不容相混。门窗木雕，无处不闪现着剑川木匠高超的手艺。照壁是白族民居不可缺少的部分，正面书写“紫气东来”、“福星高照”、“虎卧雄岗”、“福”、“寿”等吉祥文字。
“胜地标三塔，浮图秘鬼工”，此诗赞誉的就是大理崇圣寺三塔，它和河北的赵州桥、西安的大雁塔一样，是我国古代建筑的珍品。主塔千寻塔始建于公元836年，高69.13米，是一座方形密檐式的16级大砖塔，属典型唐代密檐式塔。和主塔鼎立的南北两塔建造于大理国时期，均为10层密檐式八角形砖塔，各高42.19米。三塔虽各具风格，但浑然一体，气势雄伟，建筑风格和著名的西安大雁塔有异曲同工之妙，是我国古代民族团结的实物见证。
白族的雕刻艺术主要体现于石雕和木雕，石雕以剑川石钟山石窟和大理国经幢为代表，木雕以剑川木雕最为有名。开凿于南诏大理国年间的剑川石钟山石窟是中国南方最具代表性的石窟之一，享有“西南敦煌”的美誉。石钟山石窟共16窟，造像139躯，分布在以石钟寺为中心的石钟寺、狮子关和沙登箐三处。石钟山石窟从各方面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的真实图景、佛教人物造像、南诏的政治生活图景、南诏大理国的宗教信仰，还是南诏政权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地的文化交流的真实写照。大理国经幢，又名“地藏寺经幢”。此幢记叙大理割据政权的史料，反映了鄯阐（今云南昆明）与宋朝的关系，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经幢造型优美，雕刻技术精湛，具有密宗佛教造像的特点。手法有浮雕、高浮雕、半立体雕多种，其精美震惊中外，被誉为“滇中艺术极品”。
白族木雕主要运用于宫廷庙宇、民居建筑的装饰上，尤以剑川木雕最为出名。北京人民大会堂云南厅的堂门和木雕屏风就是出自剑川木雕之手。1996年，白族匠师历时一年半时间，完成了《张胜温画卷》木雕精品，木雕总长97．6米，雕刻人物造型栩栩如生，于1997年7月香港回归祖国之时展出，众誉为“新时代的天南瑰宝”。木雕产品主要分为两大类：房屋建筑（主要表现于格子堂门、格子窗等，有“喜鹊登梅”、“荷花牡丹”、“牧牛图”、“二十四孝图”、“鸳鸯戏水”、“狮子滚绣球”等丰富多彩的图案）和家具（主要表现于屏风及桌、椅、凳、柜、台等，图案繁富，以“双凤朝阳”、“凤穿牡丹”为贵，而“飞龙揽云”、“百鸟朝凤”、“孔雀开屏”等更是艺术精品）。白族的漆器艺术造诣很高，元明两代王朝政府所取的御用漆工，大都从云南挑选，大理国的漆器传到明代，还一直被人视为珍贵的“宋剔”。
与石雕、木雕密切联系的是白族碑刻。白族碑刻历史悠久，数量众多，重要的碑刻有《南诏德化碑》、《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元世祖平云南碑》、《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等，是研究白族历史、文化、艺术的重要资料。
白族绘画艺术丰富多彩。《南诏中兴图传》是白族画家张顺、王奉宗的杰作，包括画卷和文字卷两部分，因绘制于南诏中兴二年（899年）而得名。内容主要为梵僧点化奇王细奴罗为南诏王、梵僧教化愚民、兴宗王罗盛等祭铁柱、中兴王舜化贞奉祭观音等故事，依据《巍山起因》、《铁柱记》、《西洱河记》等南诏早期史籍绘制而成。它是南诏时期的民族艺术珍品，对于研究南诏历史与文化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张胜温画卷》，大理国画工张胜温创作于大理国盛德五年（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是世界佛教图像画中的珍品，画卷有明翰林学士宋濂、清乾隆皇帝及近人方国瑜、罗庸等诸多名家题跋，是云南历史上绘画艺术步至颠峰期的巨型精粹杰作，在中国美术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该画卷与同时代的另一画卷《清明上河图》被誉为“南北双绝”。画卷为纸本设色、贴金，总长1636.5厘米，高30.4厘米，134开，以《护国仁王经》为主题，画着628个面貌不同的人像，将大理国时期从王者至平民笃诚信奉佛教的盛况，以及崇佛祀佛的内容备细描录、展现无遗。整部画卷大气磅礴、酣畅有序，人物众多而疏密得当，并从艺术的角度体现了南诏、大理国的相互因袭与联系。此外，元代大理凤仪遍知寺的壁画、明代剑川沙溪《兴教寺壁画》均为一时之绘画艺术珍品。
白族地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商品种类很多，其中以大理石制品、木雕制品、扎染、草编制品、沱茶最为有名。
大理石制品是白族手工艺品的一绝。大理石又名苍石、文石、础石，是石灰岩，一般呈白色，主要产于大理点苍山，在我国和世界一些地区也有分布，但大理石中最为名贵的水墨石和彩花石两类则唯有大理出产，享誉海内外。大理石的用途主要体现在建筑、装饰、生活用品、家具等方面。
扎染是白族又一著名的民间手工艺品，主产地在大理的周城镇。它以白棉布为原料，用手工扎缝出各种花形图案，再用不易褪色的植物染料多彩浸染，就会在布上呈现出蓝底白花、清新素雅、变化多端的各式图案。扎染布是白族妇女传统的装饰品，她们使用的头巾、手帕和挂包大都是用扎染布做成。扎染服装、装饰品、生活用品是白族地区的重要出口商品。
白族草编是白族妇女在劳动之余，用麦杆精心编织而成的各种生活用品，如草帽、草篮、草席等富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手工艺品。草编制品是将麦杆经过水漂、硫磺薰白后编制而成，是白族妇女世代相传的一项手工艺，其优点是软、细、白、美。大理草帽历史悠久，既是白族人民的生活用品，又是白族姑娘们钟爱的装饰品，在大理古城一带，有专门的草帽一条街，产品远销海内外。
沱茶既是闻名中外的饮料，又是民族特需商品，是下关茶厂独家生产的地方传统名茶。沱茶由喜洲永昌祥号创制，形如秤砣，选料认真，制作精细，具有造型美观、色泽细润、醇爽回甘的特点，且耐冲泡，既可消食止渴，又有疗效，兼具红茶和绿茶的特点、功效。沱茶尤其畅销于藏区，藏族用沱茶伴酥油和食盐做成酥油茶，苦涩的味道被食盐所掩盖，帮助消化反而更有力量，并且能保暖，适合高原气候寒冷的生活环境，尤其受到藏族同胞的欢迎。2006年5月，十一世班禅亲临下关沱茶集团公司参观，并欣然写下了“世代茶缘，藏汉合欢”的题词。
白族家庭是一夫一妻制。同姓同宗不通婚，但例行姑舅表婚，本民族内部或与其他民族之间都可通婚。新中国成立前，各地婚姻多为父母包办，媒人说合。家庭中儿子成婚后即分开独立生活，男子有财产继承权，有的地方幼子还有优先继承权。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宗法封建制度，实现婚姻自由，青年男女可通过众多的定期集会如石宝山歌会等自由恋爱。定亲是白族婚俗的重要礼仪之一，届时男方要通过媒人向女方家庭送“三色水礼”，即红糖、茶叶、酒。婚礼热闹而繁琐，一般持续三至五天。婚后，新郎新娘要回女方家拜父母，会亲戚，称为“回门”。
白族在元代以前盛行火葬，云龙县顺荡村至今仍保留有最完整的元明时期白族火葬墓群。元代以后，因受汉族的影响而逐渐改为土葬，仪式简朴庄重。葬仪分为送终、守灵、出殡、安葬四个程序，各地大同小异。老人临终前，子女要尽心尽力在身边伺候，当老人临终时口中要含几粒米或少许碎银，俗称“接气”。守灵期间要念经。出殡要卜吉日，亲友邻里自觉前来送葬。安葬后七日内，子女每天早上要到坟上祭奠，查看新坟是否被损坏。
三月街是白族人民盛大的节日和街期，号称“千年赶一街，一街赶千年。”它的起源与观音伏罗刹的传说有密切联系，所以又叫观音市。每年夏历三月十五日开始在大理古城西门外举行，会期七至十天。结棚为市，万商云集，大宗交易各地土特产品、中草药材、骡马牲畜和日用百货。节日期间，举办传统的赛马、赛龙舟、射弩、打秋千等民间体育比赛以及大本曲演唱、洞经古乐、民族歌舞表演，年年如是，热闹非凡。
火把节是白族另一盛大节日，每年夏历六月二十五日举行，古称“星回节”，它是白族人民在秋收前预祝五谷丰登、人畜兴旺的活动。节日期间最为壮观的是每个白族村寨都要在村子中央的场地上竖起一柱或数柱三四丈高的大火把，树杆作心，外面捆扎竹片、树枝和松明，用彩线系上火把梨、乳扇、鞭炮，插上书有“五谷丰登”、“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字样的“升斗”，当夜幕降临，大小火把齐明，红光满天，响声震耳。晚上睡觉时，妇女和小孩要用一种捣烂的“凤仙花根”包捂手指头，第二天即把指甲染红，传说是以此纪念邓赕诏主皮罗造的妻子柏洁慈善夫人，象征忠贞的爱情。
绕三灵，又称绕山灵、绕三林，是一种农闲时的赛歌盛会。白语叫“观上览”，意即“游逛园林”。三灵指“神都”圣源寺，“仙都”金奎寺，“佛都”崇圣寺，绕三灵主要是串游这三个寺庙。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洱海周围上百个村寨的男女老少，着盛装，各村为一队，从大理古城出发，至洱海边的河矣村，历时三天。每队领头的是两位年长男子，他们共挟一支杨柳，高八尺许，横一彩绸，一葫芦。一手挟枝，一手执蚊帚，或一把扇，或一块毛巾，一人主唱，一人拍打，后面跟着众男女，载歌载舞，充满狂欢情绪，被称为“白族狂欢节”，已经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此外，白族还有许多节日，如过正月、朝鸡山、葛根会、青姑娘节、天子庙会、接佛母、打歌会、花朝节、庄稼会、观音会、小鸡足山歌会、蝴蝶会、栽秧会、卖花会、杨梅会、绕海会、赛花船、海西海歌会、松桂骡马会、海灯会、石宝山歌会、剑川骡马会、将军庙会、渔潭会、菊花会、尝新米节、本主节等。
白族舞蹈较多，按活动性质可分为娱乐性和祭祀性两大类。娱乐性舞蹈有霸王鞭、八角鼓舞、龙狮舞、模拟动物舞、兵器舞等；祭祀性舞蹈有羊皮鼓舞、手巾舞、碗箩舞、耍花舞、灯盏舞、巫舞等。其中霸王鞭、八角鼓舞、龙狮舞最流行。霸王鞭、八角鼓舞多在喜庆节日和传统节日三月街、绕三灵时举行，男女各为双数，男的以八角鼓（八方八角鼓，单面蒙皮，边缘嵌着铜钱和铜铃）或双飞燕（竹板两副，上系彩带，左右手各执一副）为道具，女的以霸王鞭（长1米左右的竹棍，两头嵌入用铁丝穿着的铜钱数枚，棍上扎纸花，舞时发出响声）为道具，同台演出。舞形变化多姿，有“一条街”、“打四门”、“五梅花”、“金鸡打架”、“二龙抢宝”、“背合背”、“心合心”、“脚钩脚”等。演员随着霸王鞭、八角鼓在身体各部位敲击的节奏，双膝轻轻颤动，肩、胸、腰随之晃动，并用白语唱各种小调，同时还有笛子或三弦伴奏，节奏鲜明，步伐整齐有力，气氛热烈。龙狮舞，即耍龙和舞狮，多在春节和重大节日时举行。
弥渡花灯。“月亮出来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哥像月亮天上走，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这是20世纪50年代广泛流传于全国的弥渡山歌《小河淌水》，被誉为“东方小夜曲”，它使弥渡闻名于世，也使弥渡花灯《十大姐》、《绣荷包》等享誉全国。在弥渡流传着一句俗语：“十个弥渡人，九个会唱灯。”每年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密祉灯会。届时密祉万人空巷，盛况空前，至今不衰，反映了弥渡花灯的娱乐性和群众性。
白族器乐非常丰富，而其中乐器结构和演奏风格最为独特的是唢呐和三弦。白族唢呐与汉族唢呐构造不同，背面无音孔，正面只有七孔，采用“借音”吹奏法。唢呐不仅用于婚丧嫁娶、喜庆节日、庙会等活动，还是传统白剧“吹吹腔”的主要伴奏乐器，流传至今的曲牌有“栽秧调”、“大摆队伍”、“龙上天”、“仙家乐”、“蜜蜂过江”、“哑子哭娘”、“跌落泉”等上百首之多。三弦是最牵动白族人心的又一种乐器。白族三弦有大、中、小三种，大三弦音质浑厚，主要用于白族民间曲艺“大本曲”的伴奏；中音三弦，又称龙头三弦，是白族民歌的主要伴奏乐器；小三弦，长度不足二尺，演奏多用揉弦指法，善于发挥每个音符的余音和波音，音色有类于古筝而更显得轻妙柔和。
大理洞经古乐始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宫廷音乐和祭祀音乐，兴盛于明清两代，在发展过程中溶入了儒、释、道三教的祭祀音乐，而完善于道家的道场，以演奏《文昌大洞仙经》为主调，故称为洞经音乐，它堪称为一块音乐的活化石。下关洞经乐社“三元会”至今尚保留有“奉圣乐”等乐章，仅下关民间音乐家李莼先生保存的“工尺谱”就达200多首。其演奏风格兼具道家音乐的飘逸、宫廷音乐的典雅、江南丝竹的柔美和儒家音乐的浑厚。
白族民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故事、民歌、叙事诗以及民间曲艺大本曲和吹吹腔等各类体裁的作品，它们构成白族文学的主体。
白族古老的神话有开辟神话、图腾神话、龙神话、本主神话和密教神话五类。代表作品有《开天辟地的传说》、《氏族的来源》、《九隆神话》、《大黑天神》等。这些神话是白族先民关于天地形成、人类起源、氏族来源和各种事物的解释。在白族古老的神话史诗《创世纪》和《人类和万物的传说》中，反映了白族先民混沌的宇宙观，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因素。白族人民以美丽的自然风光、名胜古迹和重大历史事件为素材，创造了许许多多地方风物传说和故事，如大理有名的风、花、雪、月四景传说等。这些传说故事，虽描写的是自然风光、地方名胜、历史人物，但也反映了白族人民独特的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代表作品有《望夫云》、《美人石》、《蝴蝶泉》、《神奇的鸟会》、《鸡足山》、《绕山林》、《玉白菜》和《火烧松明楼》等。此外，白族人民还创作了大量的本主故事和机智人物故事。
白族民间诗歌，可分为打歌、歌谣、长诗和对口山歌。“打歌”是音译，本义为游戏、玩耍，它是同生产、生活和风俗习惯相联系的一种比较原始的艺术形式。白族民间文学中，有一种区别于白族调的长篇诗歌体——本子曲，主要流传于剑川、洱源一带，著名作品有《鸿雁带书》、《鸿雁回书》、《李四维告御状》、《青姑娘》、《放鹞曲》、《黄氏女对经刚》等。大本曲是一种说唱文学，在民间广为流传，它由唱词和说白构成，以唱词为主，说白为辅。唱本有些是根据汉族的古典小说、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改编的，有些是根据白族民间故事改编的。白族地区还流行一种民间戏剧——吹吹腔，剧目有200多种，多数是根据汉族古典小说、历史故事、民间故事和白族民间故事改编的。
与白族民间文学交相辉映的是白族文人文学。南诏时期是白族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期，杰出者如寻阁劝、赵叔达、杨奇鲲、段义宗等，他们的作品虽传世很少，但得到了中原汉族的普遍认可，被收入《全唐诗》。《南诏德化碑》不仅代表了该期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更以其独特的历史价值而长存于苍洱之间。明代兴起了一个白族知识分子士绅群体，著名的有李元阳、高桂枝、杨南金、杨黼、杨士云等。他们写作了许多山水诗，但也有反映现实生活的佳作。清代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白族中涌现出不少作家和诗人，如王崧、师范、赵藩、周钟岳、赵式铭、张子斋、马曜、杨明、马子华等。赵藩书法苍劲有骨力，颇得颜鲁公笔意，脍炙人口的昆明大观楼长联及成都武侯祠楹联都是他的手笔，楹联曰：“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他晚年编辑的《云南丛书》205种1402卷，集云南文献之大成，是一部颇有价值的文学遗产。马曜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诗人和历史学家，著有《茈湖精舍诗初集》，并写了许多反映民生疾苦、抨击时政和歌颂民主运动的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白族新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戏剧家杨明、散文作家马子华、小说家杨苏及诗人晓雪等，写了不少反映云南各民族生活的作品，张文勋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白族文学史研究。
本主崇拜是白族全民信奉的宗教，渗入了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等内容，并使之构成了“本主宗教”的核心。本主白语叫“武增”，是“本境福主”的简称，意即“我的主人”。他们是白族村社的保护神，有的一村供奉一个本主，也有几村供奉同一本主的情况。本主崇拜是在白族原始宗教基础上不断吸收道教、佛教及儒家思想的观念与神祇之后形成的民族宗教，具有典型的农耕文化和村社文化的特征和完整的礼仪体系。只要和白族村社有密切联系的人和事物都可以成为本主，所以在本主神祇中既有原始宗教色彩浓厚的山川树木、虫鱼鸟兽之神，也有佛道之神、儒家典范人物及民间传说中的人物；既有王室、贵族，也有英雄、平民；既有白族人物，也有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物。充分体现了本主崇拜兼容并蓄的特点。每位本主都有自己的节日，就是本主庙会。在白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不仅是节庆、重大事件都要到本主庙去献祭，举凡婚丧喜庆、疾病灾害、出门远行等，也要到本主庙祭祀，以祈求本主神的保佑，充分反映了本主是村社护卫神的本质。时至今日，流传着许多关于本主的故事，其中的本主都透露出很强的生活气息。
阿吒力教属于大乘瑜珈密宗，南诏时期传入大理地区。该教派僧人可以建立家庭，娶妻生子；轻经义而重巫咒，特别崇奉密教观音、大黑天神。南诏至元明时期，阿吒力教在云南一直盛行不衰。与中原佛教密宗和藏传佛教密宗相比，阿吒力教表现出明显的个性特征。阿吒力教对白族文化的影响深远，其中“观音伏罗刹”的神话反映了阿吒力教传入大理之初与当地巫教的斗争与融合。阿吒力教在白族地区直到明代仍很流行，迄今在剑川等地仍有活动，建于明代的剑川兴教寺是国内最大、保存最好的白族阿吒力寺院，兴教寺所在地寺登街被列入《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2002年保护名录》。
道教、基督教在白族群众中也有一定影响。洞经会就是白族民间典型的道教信仰组织，崇奉老子、文昌帝君等道教神灵，几乎每个白族村寨都组织有洞经会。大理洞经音乐被称为“唐宋宫廷音乐的活化石”，它的曲牌乐调繁多，至今还保存着《慢整衣冠》、《翠珠帘》、《浪淘沙》、《水龙吟》、《将军令》、《闹元霄》等近百种，洞经乐就像大本曲和白族调一样深受白族人民的喜爱。
白族民间的“甲马纸”，亦称“甲马”、“纸马”，是一种木刻纸画，是白族原始巫术礼仪尚遗民间的一种木刻作品。内容丰富多彩，其数量近千种，归纳起来有三大类：一是白族固有的“图腾”。二是白族特有的“本主”。三是白族先民原始自然崇拜的各种偶像和白族民间信奉的各种神祗。
约汉唐之际，白族先民开始使用一种民族历法，它是一种阴历，但有太阳历的特征。习惯上通称每年13个月，每月30天，但是并非每年都过足13个月，也不是每月都有30天，其中包含了虚月和虚日。这种古老的白族历法在今天居住于怒江流域的白族支系――“勒墨”人中还有遗存，他们对月份的称呼，直接以当月的物候和人们的生产活动来命名，分别称之为太阳不动月、太阳起来月、树枝发芽月、开始种地月、农忙月、再种也不收月、饥饿月、无力气月、粮食始熟月、完全成熟月、狩猎月、酒醉月。二月置闰；每个月里，初二日是虚日，只有大月才有，每逢小月，过完初一之后就是初三了。以上充分反映了古老历法对白族先民农事生产的直接指导作用。此外，白族学者杨士云的《天文历志》、周思濂的《太和更漏中星表》、何中立的《星象表》、李滮的《筹算法》等著作中，分别探讨了行星的轨迹、恒星的运动、太阳黑子的观测、彗星的记录等天文现象，丰富了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白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实现了白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和权利。1956年11月22日成立了大理白族自治州，1987年11月27日成立了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并在广大白族散杂居的区域建立了38个白族乡，2006年新成立的湖北省鹤峰县铁炉白族乡充分体现了我党对民族工作、对白族人民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支持。自1956年白族实现区域自治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白族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民安居乐业的喜人景象。今天的大理，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最佳魅力城市”、“国家地质公园”六顶桂冠于一身，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日新月异，各项发展指标在各兄弟民族中位居前列。
改革开放30年来，白族地区无论是在经济建设、交通水电基础设施建设，或是在教育文化建设等方面都获得了长足发展，2000年白族综合发展指数达到0.93。在白族人口聚居分布的大理地区，2006年底实现生产总值271.1亿元，是建州时的173倍，年均递增7%；财政总收入39亿元，是建州时的729倍，年均递增14.1%；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达243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050元，分别比1980年增长10倍和12倍，白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逐步由消费型经济向生产型经济转变。
农业是白族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原有精耕细作的基础上，白族人民积累了丰富的农事经验，并逐渐走上科学种田的道路。1982年，大理选育的“滇榆一号”水稻品种，在海东乡南村三社创造了平均亩产943.895公斤国内粳稻单产最高纪录，被誉为“高原粳稻奇迹”。1983年，在南村四社再创平均亩产1014.04公斤世界粳稻单产最高纪录，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农业种植结构进一步得到调整，粮经比例调整到70：30，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加快，经济作物中蚕桑、甘蔗、亚麻、大蒜、啤饲大麦等重点产业化项目的种植面积、产量、产值均有很大增长。农业生产技术也有根本改观，推广良种良法配套的高产栽培技术，改变了过去仅靠传统人力和牛耕、马耕的落后方式，大面积的机械化耕作开始出现。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使农民摆脱了“靠天吃饭”的旧观念，许多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开店建厂，既经营传统的大理草帽、沱茶、大理石等商品，还将业务范围扩展到国外。统计资料显示，早在1990年，白族人口的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是17.06%，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在各民族中居于前列，2000年这个比重提高到20.70%，增长了20.70%，年均增长率1.95%，低于全国同期的增长比率，但明显高于其他许多民族。大理白族自治州在广大农村广泛推行电脑农业，对选种、育种、播种、耕作、施肥、收割等一系列过程进行电脑监控，倡导科学种田。以上这些促进了白族地区农业的快速发展，先后多次创下了全国稻、豆、麦的高产纪录,在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白族村寨焕发新的生机，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畜牧业在白族农业中占有较大的比重，随着畜牧业服务体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科技推广和疫病防治等工作进一步加强，畜牧业呈现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牛、马、羊、骡、驴等牲口的圈养率和存活率均有增加，相关的畜牧产品、肉类均有较大增长，2005年，大理白族自治州的肉、奶、蛋产量分别为32.43万吨、17.54万吨、2.15万吨，邓川奶牛更以其得天独厚的高山牧场优势，先后推广人工授精、颗粒冻精、细管冻精等改良技术，产奶量由改良前的838.3公斤提高到3000公斤左右，奶制品、乳制品等行销海内外。一年一度的“三月街”其最初起源就是骡马物资交流会，为畜牧产品交易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平台。新时代下的三月街在商品交流方面日趋丰富多样化，其规模和影响也日益扩大，1997年，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及世界30多个国家的国际友人、商人参加了这次盛会，参加人数超过百万，贸易总额数千万，三月街已经发展成为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物资交流中心和白族人民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
改革开放30年来，白族地区不断完善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果，坚持把加快工业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来抓，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步伐，开工建设了一批重点项目，呈现出产值快速增长、效益不断提高的特点。冶金工业通过狠抓科技进步和技术改造，以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延伸和节能降耗为重点，初步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取得一大批成果。开展“高砷高硫炭质难处理金矿提金技术示范”研究，建成年产一吨黄金生产线。在六五、七五期间，白族人民在耕作、播种、脱粒、干燥、粮食加工机械等农机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大理泰兴实业公司适应了国内内燃机工业发展的需要，在活塞上进行新材料、新工艺开发，形成年产120万只、七十多个品种的“云岭”牌活塞生产能力，有效提升了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在白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大理白族自治州，2003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195.28亿元，比1978年的4.99亿元增长190余亿元，比1952年的1.15亿元增长194亿余元。2005年，规模以上企业完成产值106.66亿元，占全州现价工业总产值的64.6%。初步形成了以烟草、建材、机械、电力、矿冶等为主体的优势产业群。并积极发展生物制药、绿色食品、花卉园艺等重点产业，优质原料基地建设步伐加快，已初步形成为重要的乳制品、啤酒等原料生产基地。2005年，全州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87亿元，同比增长30%，主要用于交通建设、农田水利建设和基础建设和城区改造等。签订招商引资项目114项，协议总投资40.8亿元。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白族人民积极探索“创新、产业化”的科技发展方针，走“科教兴滇”、“科教兴州”之路。各级部门高度重视科技研发工作，成立了专业的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逐渐培养起一批过硬的专业技术队伍，“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院士、“试管婴儿之母”张丽珠教授是白族科技进步的佼佼者。科技经费投入逐年增加，1985年以前，大理白族自治州科技三项经费投入每年20万元。“七五”（1986－1990年）期间，开始实施星火计划，每年安排的科技三项费增加到30万左右。“八五”期间，州级科技三项费、热区开发专项费等共投入335.3万元，年均67万元。“九五”期间，共投入科技经费593.5万元，年均近120万元，比“八五”期间增加258万元，增长77%。“十五”期间，州级科技经费投入2355.2万元，省列项目投入经费2458.1万元，省州共计4813.3万元，年均962.7万元。2004—2005年，州级每年投入747—700万元，省级每年投入851—828万元，省州投入每年突破1500万元。科技经费的大力投入确保了科研成果、技术创新、专利申请等方面均有极大增长。扎染布固色工艺取得新突破，克服了传统扎染布脱色、掉色的问题。高砷高硫碳质金矿黄金生产线的投入使用，开创了云南省低品位、难选冶金矿的产业化利用先河。洱海湖滨地区农村水源污染综合控制技术试验示范、洱海湖泊区域管理信息系统的研究与开发、利用太阳能烘干食品技术试验等研究取得了积极成果。
白族地区的交通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大理地区是滇西的交通要道，但新中国成立以前，只有一条滇缅铁路过境，广大地区交通不便，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白族地区的交通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04年，大理州境内公路总里程达17245公里，320、214国道干线贯穿全境，建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络。1998年建成的广大铁路全长206公里，是连接内地与滇西地区和我国南方东西向的一条铁路大动脉，正在建设中的大丽铁路将极大改善白族地区的对外联系。1995年建成通航的大理飞机场已开通了至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成都、昆明等大城市的多条航线，白族地区初步形成航空、铁路、公路、水运结合，城乡连通，辐射周边的立体交通网，促进了白族地区社会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
信息化建设高速发展。白族地区初步建成了上连省级各部门、下连州内各县市、覆盖州级五大机关与各部门的电子政务外网系统，建成了六大信息资源库、电子政务主站台、电子政务交换平台、电子政务公文交换系统、云南CA认证大理RA中心等。2005年，全州电信电话总用户达45.71万户，互联网用户达3.02万户，其中宽带用户2.68万户，并实现了与全球186个国家、235个通信运营商的国际漫游，在全省率先完成电子政务网络建设，更加密切了白族人民与国内外的联系。在户户通水电、村村通电话、乡乡通公路基础上，全州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分别达到89.2%和94.3%，大理电视台率先在全省实现硬盘数字化播出，提高了转播质量和制作水平。
白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6岁以上）有极大增长，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白族受教育年限是4.73，2000年达到7.01，增长率为48.33%，年均增长率4.02，明显高于全国同期3.33%的平均水平，发展速度也高于汉族和全国少数民族的平均水平。从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白族人口的文盲率（15岁以上）从30.15下降到10.99，明显低于全国少数民族同期14.54的文盲率，取得了极大的成绩。2004年，大理白族自治州小学少数民族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04%，少数民族女童入学率达99.29%，小学民族在校生144365人，占在校生总数的51.5%，初中在校生88567人，占在校生总数的53.87%，超过少数民族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民办教育快速发展，各种民办教育机构现已达到373个。2005年，全州高考上线率达77.55%，居云南省首位。云南省还编译、出版了彝、白等12个民族15个文种的小学三年纪《语文》上下册和学前双语教材共46种，以及其他实用性语言工具书。如今，白族人民已经有了一支数量可观、门类齐全、层次较高、包括教授、作家、医生、科研人员、技术骨干等各种人才的高级知识专业队伍。大理州民族中学创建于1982年，学校始终坚持“面向山区少数民族招生”的方向和“各民族一家亲”的优良传统，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总数的82.90%，先后有26个少数民族子弟在学校就读，建设有一流的体育艺术馆、多媒体教室、语音室、计算机室、NC网络教室和摄录编辑室。学校先后获得 “全国德育先进校”、“全国民族教育先进集体”、“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等殊荣。
过去白族地区医疗技术不发达，疾病肆虐，血吸虫病和钉螺等一度横行。改革开放后，进一步加大了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力度，重大传染病防治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提高。消灭了血吸虫病、钉螺，结核病防治取得重大成就，完成了农村卫生改革，白族地区医疗基础设施和科技装备建设不断加强，医疗卫生条件进一步改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体系、医疗救治中心体系初步建立，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进展顺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稳步推进，2004年，弥渡、宾川两个试点县“参合”农民达46.6万人，“参合”率达77.37%，共筹集资金1582.43万元，减免农民医药费1034.1万元。全州婴儿死亡率降至19.49‰，新法接生率97.17%，住院分娩率75.07%，孕产妇死亡率降至73.35/10万，无偿献血占临床用血总量的比例提高到50%。2005年，全州共有89个乡镇卫生院、844个村卫生室，并拥有大理州人民医院、大理州中医院、大理州附属医院、大理市医院、大理州医学院等一批集教学、科研、临床为一体的机构、院所。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大幅度改善和提高，1990－2000年的十年间，白族人口预期寿命从66.75岁增长到69.15岁，增长率3.60%。
文化事业欣欣向荣。成立于1981年的大理州群众艺术馆，承担着全州群众文化的组织、辅导、培训和开展各种文艺活动、收集整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源的任务，建馆20多年来，先后获得200多个国家级、省级、州级、市级的各种奖项，2004年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一级群众艺术馆。专门建立了白剧团、歌舞团、花灯剧团、阿鹏艺术团、跳菜艺术团、吹吹腔艺术团等，强调对白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创作、宣传。目前，大理州共有各级文化站78个、2个县图书馆、3个文化馆，建成了6个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站。创作了一批反映白族人民生产、生活的优秀题材，如《五朵金花》、《五朵金花的儿女们》等，著名的白族舞蹈艺术家杨丽萍，自己创作、编导、演出舞蹈，多次在国内外演出，轰动国内外，1986年，她自编自演的舞蹈《雀之灵》在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中获表演和编导两个第一名。在中国首届群众创作歌曲大赛中，大理州组织推荐的17首歌曲全部获奖，其中9首获金奖，8首获银奖；《蝴蝶之梦》大型梦幻风情歌舞晚会荣获“中国第五届舞蹈荷花奖”的最佳舞台美术金奖、最佳编导金奖以及作品银奖和表演银奖四项大奖。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33项，其中国家级六项。寸发标于200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大师”称号，他设计制作的九龙壶系列工艺品获国家专利。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力度，继2005年“白族绕三灵”、“白族扎染”成功申报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白族人民又在积极申报白剧（含大本曲、吹吹腔）、弥渡花灯、剑川石宝山歌会、大理三月街、白族民居彩绘等七项民族传统文化。
“十五”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白族地区的新风尚。大理白族自治州坚持以改革为动力，创新体制机制，增强发展活力。认真抓了农村税费改革，“十五”末全州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群众普遍受益；着力推进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凝聚了民心，调动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大农村经营体制创新的力度，一大批利益联结紧密的各种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蓬勃发展，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进一步完善了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各项工作运行机制更加科学合理，农村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
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非常关注白族人民和大理地区的发展。胡锦涛主席曾为大理市凤仪吉祥一品得茶厂题词“科技创新，以人为本”，启功、赵朴初等名人也曾为茶厂题词。1999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莅临大理，亲笔题词“大理三月好风光”，再次使大理三月的风光，频添春色，更加绚丽多彩。1999年8月15日朱镕基总理视察大理。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曾经访问大理，郭沫若为蝴蝶泉题名，并为古城题名“大理”。
新中国的成立，使广大白族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随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落实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广大白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各项事业获得了巨大发展，新农村建设使广大白族村寨焕发新的生机，展望未来，白族人民的明天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