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肃河西走廊的中部，雄伟的祁连山北簏，居住着历史悠久的裕固族。人口共有13719人（2000年），主要聚居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黄泥堡地区。
裕固族居住区大部分处于祁连山地，平均海拔约3200米左右。海拔4700米以上的高山终年白雪皑皑，有冰川分布，是河西走廊的众河之源。山地牧草繁茂，是优良的天然牧场。黄泥堡和明花乡则属于戈壁绿洲地貌，东海子和西海子宛如戈壁滩上的两颗明珠，是草原上的天然水源。
裕固族自称“尧乎尔”、“西喇玉固尔”。历史上曾被称为“黄番”、“黄头回鹘”、“撒里畏吾”、“撒里畏兀儿”等。1953年，经群众协商同意，取与“尧乎尔”音相近的“裕固”（兼取汉语富裕巩固之意）作为自己民族的名称。
由于历史的原因，裕固族使用三种语言：住在肃南自治县西部的使用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裕固语(一称尧乎尔语)；住在肃南自治县东部的使用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裕固语(一称恩格尔语，)；黄泥堡裕固族长期以来使用汉语。现在，各地裕固族普遍会讲汉语。大河乡有少数人兼通尧呼尔语和恩格尔语。
裕固族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畜种以羊（绵羊、山羊）、牛（牦牛、犏牛、黄牛）和马为主，还有少量的驴、骡，明花乡过去养有大量的骆驼。肃南民间流传着“水关的驴，杨哥的马，皇城的羊毛赛棉花；白银的山羊，大岔的牛，明花的骆驼力量大”的俗语。黄泥堡的裕固族主要从事农业，农作物有小麦、糜、谷、洋芋、青稞、豆类和胡麻等。
裕固族，源出唐代游牧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回鹘。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因内受大雪天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扰，外受黠戛斯族袭击而崩溃，部众分途西迁。其中一支迁至河西走廊的沙州（今敦煌）、甘州（今张掖）、凉州（今武威）一带，受吐蕃政权统治，史称河西回鹘。851年，沙州汉人张议潮乘吐蕃内乱之机，领导沙州各族人民起义，驱逐河西吐蕃守将，据有瓜、沙、伊、肃、甘等11州之地，归附唐朝。河西回鹘遂依附张议潮。872年，张议潮死。后来，河西回鹘攻占了甘州城，立了可汗，所以河西回鹘又被称为甘州回鹘。875年，回鹘从合罗川（今额济纳河，在张掖西北）遣使入贡，唐赠绢10000匹。当时，唐朝本身已很穷困，还能应贡使要求馈赠绢匹，充分表现了双方的友好关系。
到了10世纪，吐蕃势力衰弱，甘州回鹘逐渐强盛，进一步控制了兰州、河州，扼制着唐和西域的交通孔道。后来又击败瓜、沙等州的汉族统治者，使瓜、沙二州实际上成为它的附庸。
甘州回鹘建立政权后，统领河西各回鹘部落。最高统治者为可汗，同时还采用汉族官制，设有宰相、枢密使等职务。可汗统领下的部落中设有首领，“分领族帐”。按照《宋史》记载，当时有瓜、沙二州回鹘、凉州回鹘、贺兰山回鹘、秦州回鹘、合罗川回鹘、肃州回鹘等。
河西回鹘同中原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以甥舅相称。到北宋时，甘州回鹘可汗时常派遣使者来贡土产，宋朝呼为“甘州沙州回鹘可汗外甥”，回赠内地特产。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和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甘州回鹘可汗曾数遣重要官吏到宋朝京城朝贡，献橐驼、名马、珊瑚、琥珀 。
11世纪中叶，西夏与河西回鹘发生战争，攻破甘州，甘州回鹘政权崩溃，从此河西回鹘成为西夏附庸，各部落迁到嘉峪关外放牧，但仍与宋朝有联系。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回鹘使者又来朝贡，求买金字《大般若经》。1073年，使者称回鹘人口有30余万、丁壮20万。这一支人口逐渐繁衍，成为河西一带的重要土著。1227年，蒙古军攻灭西夏后，河西回鹘也就被蒙古人直接统治了。
从11世纪中叶到16世纪，是裕固族逐步形成的重要时期。在长期历史过程中，河西回鹘的一部分同周围蒙古、藏、维吾尔、汉等民族长期相处，互相融合，逐步发展形成为一个共同体。《宋会要辑稿》称之为黄头回鹘，《元史》称之为撒里畏吾，《明史》称之为撒里畏兀儿，就是今天的裕固族。今天的甘、青、新交界地区是他们活动居住的共同地域。在这段时期，河西回鹘中也有许多人融合到其他民族共同体之内去了。
元末明初，嘉峪关外一带的吐鲁番、哈密、瓦剌等地方封建集团互相争权夺地，不断发生战争。明朝乃先后在关外设立了安定、阿端、曲先、沙州、罕东、赤金、哈密等几个带有军事性质的“卫”，统治各族人民，裕固族也被置于“卫”的统治之下。但不久，各卫由于统治者之间的相互攻伐，外受吐鲁番政权及蒙古右翼封建主的侵袭，相继崩溃。明朝为了便于统治，将关外诸卫迁入关内安置。裕固族这时也东迁入关，在肃州附近及甘州南山地区定居下来。
东迁入关是裕固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至今，裕固族民间中还流传着关于东迁的传说。据说，在几百年以前，裕固族的故乡遭受很大的风灾，狂风卷走牲畜，沙山吞没帐房，连黄金筑成的经堂也被淹没在沙山底下了。又说他们遇到了别的宗教的压迫，在故乡不能立足，开始东迁。“走过了千佛洞，穿过了万佛峡，酒泉城下扎营帐。沿着山梁走上那高高的祁连山，望见了八字墩辽阔的牧场。草绿花香的八字墩草原，变成了裕固族可爱的家乡”。这首历史民歌大致反映了裕固族东迁的路线和经过。
裕固族原以畜牧业生产为主。史载五代各朝和北宋政府所需战马，主要从回鹘购买。甘州、西州回鹘每年都不止一次以进贡名义送马匹到开封，五代或北宋政府都“估值回赐”，付以价款。宋太宗乾德三年（965年）年初，甘州回鹘一次就贡入北宋政府“名马”1000匹，另有橐驼500只 。东迁后，裕固族在经济生产方式上逐渐发生变化。黄泥堡地区的裕固族在同汉族相互往来和影响下，学会了农业生产技术，并逐步代替畜牧业。肃南地区仍从事畜牧和狩猎业。由于汉族地区铁制工具和武器的输入，裕固族农业、畜牧业和狩猎业的技术有了提高，生产力得到发展。
明崇祯元年（1628年），在今张掖西南设立梨园堡，派兵驻守，作为统治裕固族人民的据点，并曾发给裕固族大头目管辖草原的执照。
清初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占据南疆并威慑甘青西部，迫使祁连山地区的裕固族（清代称‘西喇古尔黄番’）向其纳税称臣。准噶尔部在裕固族地区派驻有专门的收税官员。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清朝消灭准噶尔蒙古主力，裕固族归附清朝。
为了加强对裕固族地区的统治，清朝将裕固族划为“七族”，分封部落头目，赐给世袭职衔。大头目被封为“七族黄番总管”，赐给黄马褂和红顶蓝翎帽。将居住在甘州南山的裕固族部落，划归梨园营都司管辖，凡有大事，均由甘肃提督呈报理藩院。高台附近的裕固族部落，划归红崖营守备管辖，受肃州镇总兵节制。在黄泥堡裕固族地区，则设乡约、农官进行管理。
清政府规定“以茶易马”的制度，裕固族各部落每年必须上交“茶马”113匹。起初，清朝还给部落一些茶叶，后来，就变成了只见交马不见给茶，“茶马”成为一项沉重负担。此外，还要给地方衙门送鹿茸、麝香和皮毛等贡物。黄泥堡的裕固族每年要向朝廷交纳粮银。
民国初期，裕固族地区分别由甘州镇守使和肃州镇守使管辖。1931年以后，马步芳的青海军队控制了河西走廊中部和西部。从此，裕固族处于马家军阀的统治下，前后长达十年之久。1942年以后，国民党河西各县政府开始在裕固族地方编查户口，设立保甲，旨在将裕固族置于各县的直接管辖之下。在国民党“分而治之”的政策下，裕固族聚居区被分割得四分五裂，分属于张掖、酒泉和高台等县管辖。裕固族地区由此陷入长时间的纷争之中。
新中国成立前，裕固族地区长期实行封建部落制度。清初，裕固族有7个部落，到民国时期分化为10个部落（又称“家”），即大头目家、东八个家、杨哥家、罗尔家、四个马家、五个家、曼台部落、西八个家、亚拉格家和贺郎格家。前七个部落居住在东部，说恩格尔语；后两个部落居住在西部，说尧呼尔语。各部落有自己的放牧范围。在今康乐乡境内的是大头目家、东八个家、杨哥家、罗尔家和四个马家；在今大河乡境内的是亚拉格家、贺郎格家、八个家和五个家。明花乡东西海子地方也属于亚拉格家和贺郎格家的牧地。曼台部落的牧地在黑河和八宝河的夹角地带。新中国成立后在这里建立过友爱乡，习称友爱地区（现属青海祁连县）。
据清朝康熙年间颁给“七族黄番总管”的执照，黑河上游的整个八字墩草原都是裕固族的牧地。1959年，甘肃、青海两省对祁连山地区省界进行大调整，八字墩和友爱由甘肃划归青海省祁连县，这里的裕固族“千里大搬家”，迁居青海划归甘肃的皇城滩（今皇城镇）。“千里大搬家”是清代以来裕固族分布格局的一次重大变化，各部落传统的居住区域被打乱。现在皇城镇的裕固族包括了原来曼台部落、杨哥家、东八个家、八个家等好几个部落的人口。
裕固族传统社会设有一个世袭大头目统辖各部落。大头目既是“七族”首领，又是“大头目家”的部落首领，身兼双重职务。其权力和管辖地域，经明、清王朝封授确定，颁给执照。大头目过去权势很大，掌管所有部落。民国后期势力缩小，只能管辖讲恩格尔语的几个部落。讲尧乎尔语的部落则由亚拉格家头目掌握实权。
每个部落设有正头目、副头目、总圈头（或辅帮）和小圈头。部落头目也是世袭的，各部落头目都姓安，所以有“天下头目都姓安”的说法。部落正、副头目多数为共同管理一个地方，少数为分地而治。亚拉格家、贺郎格家的正头目驻今大河乡，副头目驻今明花东、西海子，实际上等于有了自己单独的一块辖地。曼台部落的正头目则由大头目部落的副头目出任。
总圈头、辅帮是帮助头目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总管，几乎概由大户担任。一般任期是一年或三年，可以连任。头目、总圈头掌握本部落大权，审讯部落内发生的盗窃、打架、草场纠纷等案件，并有处罚和施刑的权力。审理时，原告、被告都得向头目、总圈头送礼、请客和出官司钱，并负担所有审理人员的茶饭和牲畜饲料。处理后的罚款也常常落入头目们的腰包。因而诉讼只能给贫苦牧民带来新的灾难，小圈头是为头目跑腿办事的差役。由部落头目指派，有的部落则由交不起茶马的贫苦牧民轮流担任，任期一般也是一年至三年，但常常也有被头目指派连任六七年的。
部落每年举行几次会议，主要是为了摊派杂款和处理民刑纠纷。部落会议由头目召集，一般每户都要派人参加。名义上是民主议事，实际上一切问题都由头目和总圈头决定。在封建部落统治下，广大贫苦牧民没有社会地位可言。遇见头目必须俯首下跪，呼头目为“老爷”，若骑马相遇必得下马伫立问候。牧民去见头目时，不能穿短衣，不能抽烟和大声说话，否则就要受惩罚。头目家遇婚丧等事，牧民必须送财物。总圈头和辅帮也积有威势。东八个家的妇女哄孩子时，一说“总圈头来了”，孩子就不敢哭了。
民国时期，裕固族地区还设有千户二人和“老者”若干人。千户一个是东八个家的大户艾罗，一个是亚拉格家正头目安进朝（人称‘安千户’）。分别是由青海广惠寺夏洛瓦呼图克图和青海佑宁寺土观呼图克图加封，均得到河西马家军师长韩起功的加委，权势很大。艾罗一度代行大头目的职权，在大头目家、东八个家、杨哥家、四个马家等地搜刮“官羊”、“官马”。亚拉格家、贺郎格家、五个家的重要事务，如总圈头的更换，都要同“安千户”商量。“老者”相当于部落下各户族的族长。在明花和大河由头目指定，负责征集部落的各种款项和协助头目处理纠纷；在康乐由退任的总圈头和辅帮充任，不担负具体任务，供头目咨询。
裕固族草场和牲畜的绝大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前都掌握在部落头目、寺院上层和牧主手中。他们拥有45%以上的牲畜，占有全部草场的42%以上。这些草场大都是冬春场。部落公有草场占30%左右，主要是夏秋场。公有草场名义上部落成员都可放牧，实际上贫苦牧民由于牲畜少，没有驮畜，往往搬入公场时，肥美的草头已被牧主的牲畜吃光了。一般牧民只占有全部草场的18%左右。
裕固族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37年，红军长征进入祁连山裕固族地区，得到裕固
人民的有力支援，共同展开了抗击国民党军队的斗争。裕固族牧民不畏艰险，为红军送粮、送柴、救护伤病员。裕固族青年柯阿代给红军带路，不幸被俘，宁死不屈，惨遭杀害。裕固族老大娘焦斯巴楞，在红石窝战斗中，收留了十多个失散、负伤的红军战士，后来又送他们重返队伍，并将一名红军战士招为女婿留下来，被誉为裕固族“红老人”。
新中国成立前，为适应游牧生活，裕固族以帐篷为主要居住方式。裕固族帐篷是用牛毛或羊毛褐子缝制而成的。扎立帐篷，要选择避风向阳的地方搭盖，多数坐北向南。坐向选定后，先用一根横梁及两根柱子将帐篷撑起来，再用四根木杆和绳子拉成四方形。富户人家帐篷宽大一些，用六根或九根木杆拉成圆形。帐篷正中为炉灶，是做饭和取暖的地方。过去是三块石头顶一口锅（裕固语叫‘加格斯’），后来改为石块和泥巴砌成的炉灶。1958年以后逐渐改用有烟囱的铁皮炉，可烧粪烧煤，火旺又干净。帐篷顶端为天窗，白天掀开，晚上或雨雪天盖住。
从1958年开始，肃南县牧区基本上实现定居，牧民在冬春场上都住进了平房。老人在这里安度晚年，孩子可就近上学。现在，定居点上的土木房又被砖瓦房所取代。屋内陈设更加时髦和现代化。过去是土炕上铺芨芨席子、毛毡等，现在不少家庭已用上席梦思床。在夏秋场上，旧式毛帐篷基本被淘汰，改用藏族式方形大帐篷。如今许多牧民在夏秋场上也盖起了砖房，居住条件比过去大为改善。
裕固族牧民的饮食以酥油茶、糌粑（裕固语叫‘塔勒坎’）和奶皮子、曲拉（一种块粒状奶制品）等乳制品为主。每日通常是三茶一饭，即早晨、中午、下午各喝一次酥油奶茶，晚上全家人在一起吃一顿羊肉面片或米饭，有时也吃烤馍馍和烤花卷（习称‘烧壳子’）等。
手抓羊肉、肉肠、“支果干”是裕固族人最喜爱吃的风味食品。手抓肉讲究吃开锅肉，即肉刚熟便出锅食用，鲜嫩可口。宰羊后，将脖子肉和里脊肉剁碎，拌上炒面和调味品装进肥肠内，叫“肉肠”。把羊肝、肺等内脏切碎，加入炒面及葱蒜等调料，用肚油卷成卷，叫“支果干”。肉肠和“支果干”煮熟后切成薄片，浇上蒜汁和醋，肥而不腻，冷热食用均可。
新中国成立前，裕固族除富户人家可吃上白面、大米外，贫苦牧民买不起粮食，常吃“谢节草”籽磨成的面，喝的是一种野生茶。至于清油、酱、醋等调味品，一般牧民就更难得吃上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裕固族牧民现在的饮食品种大为丰富，饮食结构趋于多样化。但饮奶茶等习惯仍长久地保留着。国家每年专门从湖南益阳调来砖茶，以供牧民之需。
裕固族的服饰有自己的特点。男子戴毡帽，穿高领的左大襟长袍，束红蓝色腰带，穿高统靴。已婚妇女戴喇叭形白毡帽子（裕固语叫‘拉扎帽’），前缘镶有黑边两道，帽顶缀有大红彩络。过去妇女还戴有长带形头面，上面镶有各种饰品，构成图案式样。但头面很重，垂在发上对劳动和健康都有妨害，现在已经去掉。随着时代的变化，今天裕固族男女平时大都以内地流行的服装为主，只有在重大节日或喜庆活动中才穿戴传统服饰。
裕固族传统的婚姻习惯有正式婚姻与非正式婚姻两种形态。正式婚姻，即男娶女嫁婚，婚礼仪式繁多而隆重。在女方家最重要的仪式是“戴头面”。迎亲路上，男方要在途中铺毡毯、备羊酒迎候，谓之打尖（裕固语叫‘杜苏尔池’）。在男方家的婚宴上，还要举行有名的“阿斯哈斯”仪式，即由“总东”（负责主持礼仪的人）向大家讲述裕固族婚礼的古老来历。这类正式婚姻花费很大，男方多的花两三千元，少的花几百元。即使一般牧户，也要出一马一牛，十几只羊，一二十块布（一块布一丈六尺）、两块茯茶的彩礼。对女方来说，陪嫁的财物动辄超过男方彩礼的三四倍，往往比男方花费得更多。裕固族的非正式婚姻主要指帐房戴头婚。女孩到十五或十七岁时举行戴头面仪式，即成年礼。父母这时候要为女儿另立一顶帐篷（裕固语叫“道尔朗”）。姑娘戴头面后就有了社交自由，可与称心的情侣在“道尔朗”同居，共同生活，生儿育女不受非议。帐房戴头的妇女，有的与一个固定的男子白头到老，也有中途感情发生波折而与另外男子同居的。
新中国成立后，裕固族的婚姻状况有了很大改变。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结婚，家长一般不加干涉。裕固族与其他民族通婚也很常见。
裕固族的葬礼以前有火葬、天葬和土葬等三种方式。丧葬要请喇嘛念经，给寺院很多布施，对群众是十分沉重的负担。1958年后，各地都改以简便易行的火葬为主。
春节是裕固族一年中最大的节日。节前要包饺子（用作冻饺）、炸油馃子、馓子等，并有祭祖的习俗。节日期间放鞭炮，点酥油灯，互送哈达、礼品以示祝福。
裕固族民间口头文学非常发达，包括历史传说、民间故事、叙事长诗和民歌等多个种类。民间故事内容丰富，语言生动，流传较广的有《莫拉》、《神箭手射雁》、《珍珠鹿》等。最有名的叙事长诗的是《黄黛琛》，叙写了一位年轻姑娘在旧社会包办婚姻下的不幸遭遇。民歌是裕固族人最喜爱的一种口头文学形式，题材非常广泛。关于生产劳动的有擀毡歌、割草歌、垛草歌、放羊歌、放牛歌、拉骆驼歌等，关于婚嫁礼仪的则有戴头面歌、离别歌、待客歌、“瑶达曲戈”、“阿斯哈斯”等。新中国成立后，群众又创作了许多歌颂新时代、赞美新生活的新歌。
裕固族人民还擅长造型艺术，主要是实用工艺美术。他们在自制的毛口袋、毯子和马缰绳上编织出各种美丽的图案。裕固族妇女吸取了汉族的刺绣技术，在妇女的衣领、衣袖和布靴上绣出各种花草虫鸟、家畜、家禽等，色彩和谐，形象生动。明花地方的裕固族男子还擅长根雕艺术，他们将生长在沙漠中的梭梭根，依照其原始形状进行加工，刷上清漆，就是一件很有价值的艺术品。
裕固族在东迁以前信仰过萨满教和摩尼教。东迁后，裕固族改信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明末，裕固族建立起本民族最早的黄教寺院——古佛寺。清代，黄教在裕固族地区达到全盛。先后修建了景耀、康隆、转轮、莲花、明海、长沟、红湾、水关、夹道（系古佛寺迁移而来）等9个寺院，分布在各个部落，故有“什么寺院属什么家”的说法。这些寺院中，除康隆寺、红湾寺属青海广惠寺夏洛瓦呼图克图管辖外，其余均受青海互助县佑宁寺土观呼图克图管辖。
裕固族寺院的规模比较小。规模最大的康隆寺，最多时有五百多僧人。其他各寺以二三十个僧人的居多，最少的只有七八个僧人。寺院内部组织不甚严密，有的寺院有活佛、堪布、法台，有的只有僧官或提经。他们除宗教节日和放会时到寺院念经外，平日大多在家参加牧业劳动。较大的几个寺院，每年都有定期的正月大会、四月大会、六月大会、十月大会，每月十五还有一次小会。
新中国成立前，寺院是各部落宗教活动中心，也是各部落的政治经济中心。寺院上层和部落头人的关系十分密切，有些部落的重大事务，头目经常和寺院上层人物商量。青海主寺通过教权进而掌握裕固族部落头目的承袭批准权。如裕固族“七族黄番总管”首先要经过青海广惠寺寺主的批准，再经地方驻军衙门委任。
裕固族皈依藏传佛教后，仍保留着古老的信仰，即对“汗点格尔”的崇拜。从讲两种语言的裕固族在敬奉“汗点格尔”时都用尧呼尔语的传统来看，这可能是原始萨满教的遗留。“点格尔”在裕固族语中是“天”的意思，“汗”是“可汗”的意思。“汗点格尔”意为“天可汗”。裕固族人认为“汗点格尔”能使他们避邪免灾，一年四季太平吉祥。所说的“汗点格尔”，就是一根细毛绳，上面缠有各种牲畜的毛穗和各色布条，下端是一个小白布袋，里面装有带皮和脱皮的五谷杂粮，供奉在帐篷内的右上方。
现在，裕固族地区重建并开放的寺院有3座，即康隆寺、明海寺和长沟寺，基本满足了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需要。
1949年9月，河西地区解放，裕固族人民获得新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本着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精神，首先认真对待和解决裕固族地区的行政建制问题。1950年，根据裕固族群众的意见和实际情形，决定以梨园河、东柳沟为界，以东的大头目家、罗儿家、四个马家、东八个家划归张掖县，设第11区。以西的八个家、五个家、亚拉格家、贺郎格家属高台县，设第6区。东西海子划属酒泉县祁明区。
1953年7月，祁连山北麓各族各界人士座谈会在酒泉召开。经过反复讨论，一致同意成立肃南裕固族自治区（县级）。1954年2月20日，肃南裕固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 1954年4月，酒泉县黄泥堡民族乡成立。1957年，曼台部落所在的友爱乡（原属民乐县）划归肃南。至此，除黄泥堡外，所有裕固族部落都团聚在自治县的统一管辖之下。
在政权建设方面，由于自治县东西跨度大，地域上不连续，长期实行县、区、乡三级管辖体制。自治县成立之初，在裕固族分布区组建了金泉、康乐、明花四个区，辖10乡。1958年撤区并乡，成立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1962年，经过体制调整，恢复区级建置。1983年，全县实行社改乡，共辖6区1镇13乡，其中裕固族聚居在明花、大河、康乐、皇城4区的13个乡。这一体制延续了21年时间。2004年底，肃南县为精简机构，理顺行政管辖体制，再次撤区并乡，明花、大河、康乐均由区改乡，皇城区改镇。
1955—1956年，裕固族地区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在黄泥堡，和汉族地区一起实行土改；在肃南，则采取和平协商的方式进行改革。废除了部落、寺院和私人占有草原的封建所有制，建立草原管理委员会，实行对草原的统一管理、全面规划和合理利用。1958年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改革开放伊始，肃南县改变原来的“一大二公”体制，推行生产责任制，重新确立以牧为主的方针，极大地调动了农牧民群众的积极性。1979年以后，生产责任制在农牧区普遍推行
1984年底，全县95个生产队全部实行了“双包”（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责任制。牲畜作价归户，冬春草场全部承包到户，夏秋草场分片联户使用。2002年6月，自治县全面推行草原有偿承包，以草定畜，以畜纳税，以此调节草畜平衡，改变原来片面扩张数量、超载过牧的粗放做法，引导畜牧业走集约高效、可持续发展的新型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裕固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生活面貌发生了历史性改变。1998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为甘肃省首批跨入小康行列的少数民族自治县。2005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达4.81亿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4553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70.42倍和16.67倍。
在畜牧业生产方面，新中国成立前，裕固族畜牧业生产技术十分落后。生产工具很简单，主要有鞭、“浩尔畏”（俗称“撂抛子”，是毛制的2公尺长的条状抛石工具，用来打害兽和赶羊群）、套索、“土布拉”（装羊羔的皮口袋）、奶角子（用牛角、羊角制成的哺乳器）、剪刀、镰刀等。牛羊实行混群放牧，畜圈一般都是用木杆围成简单的栅栏，贫苦牧民连这样的设施都没有。畜群时常受到野兽和风雪的侵袭，牲畜成活率一般仅达50—60%。经过50多年的艰苦努力，如今的裕固族畜牧业已实现了历史性飞跃。
1958年公社后，随着牧民实现定居，即改四季游牧为定居轮牧，原来各种牲畜的合群放牧也改为分群放牧。在国家帮助下，从1984年开始，自治县全面展开新式草原围栏建设。到2003年底，建成家庭小型为主的围栏草原面积累计达285.93万亩，畜均占有围栏草场5.9亩。通过围栏封育、播播牧草、清除毒草、防蝗灭鼠等综合治理，使草原生态得到有效改善，牧草产量成倍增长，大大增强了抗灾保畜能力。在国家投资支持下，大搞草原水利建设，因地制宜地兴修水库、塘坝，打井，掏泉，挖雪窖。到2003年底，累计建成人畜引水管道80条500.87公里，引水渠175条277.8公里，解决了2万多人、40余万牲畜的饮水问题。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有羊没水干发愁，干旱逼人到处游”的落后状态。
1980年，肃南县成功培育出“甘肃高山细毛羊”新品种，只均产毛量比土种藏羊增加2.6公斤，被农业部确定为“甘肃高山细毛羊”生产基地县。1990年以来，又开展了澳血导入改良，使只均剪毛量达到3.59公斤。在饲养管理上，继棚舍化后，近年来又大力推广暖棚养畜技术。截止2003年底，全县共修建暖棚羊舍3243座，其中高标准钢架玻璃暖棚400座，使80%以上的小畜越冬实现了暖棚化。同时，还提倡“山上繁殖，山下育肥”，有效遏制了牲畜过去夏饱、秋肥、冬瘦、春死的恶性循环，提高了牲畜保活率。
截止2005年6月末，全县牲畜总头数达82.01万头(只)，其中绵羊59.66万只，占72.74％。改良细毛羊占绵羊总数的50%以上，已成为广大牧民增收致富的主要来源。为提高细毛羊产业的经济效益，自治县提出走标准化生产轨道。全县建立了皇城、康乐、大河等优质羊毛生产基地和20多个优质羊毛科技示范村，大力推行机械化剪毛，提高了细羊毛的等级和价值。2004年，肃南县 “赛美努”和“九排松”两个甘肃高山细毛羊品牌注册成功，当年组织生产的近70吨细羊毛在南京羊毛市场上一举拍卖成功，每公斤达19元，比市场价高出1.5~2元，户均增收1150元。
为分流牧区人口、缓解草场压力，自治县提出由牧转农、舍饲喂养的新思路。裕固族聚居的原莲花乡是一个贫困乡，人均纯收不足一千元。1999年，县上决定将全乡近50%的群众迁移到许三湾的单沙窝，全部由牧转农，组建为新的双海子村。经过5年多的摸索和奋斗，昔日的裕固牧民大多数成了种庄稼的行家里手，在1500亩的耕地上走出了致富路。2006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3400元，比搬迁前增加了3倍多。安立军一家种了15亩制种玉米，又以每亩100元的价格租了8亩地种苜蓿，还利用庄稼秸杆喂养了20多只羊，一年下来，总收入在1.5万元以上，全家3口人平均每人5000多元。
工业突飞猛进，过去一根铁钉都要从外地运来。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办起了皮毛加工、农牧机具、发电、煤炭、地毯、面粉和副食品加工等工业。截止2005年底，已建成水电站13座，在建8座，装机容量达到20多万千瓦；采矿企业126户，矿产品加工企业8户，年采选金属矿100多万吨，年产原煤48万吨，石灰石66万吨。工业增加值达到1.29亿元。工业对县财政的贡献率达到60%以上，初步形成了资源导向型工业发展体系。
交通运输大为改观，截止2005年底，全县乡、村公路达到33条，60%的乡镇通了柏油路，70%的村通了汽车。过去作为牧民世代主要交通工具的马和骆驼已被汽车、摩托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所取代。过去牧民转场要用牦牛，现在不少地方已改用快速便捷的越野吉普车和载货小卡车。在通电、通水及通信方面，截止2005年底，90%的村通了电，70%的村通了自来水，每百人电话拥有量达到30部。广播和电视覆盖率分别达到70%和75%。
人才培养成就斐然，新中国成立前全县仅有4个简陋的初级小学，在校学生70多人，大部分是部落头目和牧主、地主的子弟，贫苦农牧民根本没有上学的权利。截止2003年底，全县已建成各级各类学校40所，其中普通中学3所，在校学生1542人；职业中学1所，在校学生117人；普通小学36所，在校学生3355人。裕固族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6%。裕固族成为继朝鲜族后，全国第二个整体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少数民族。裕固族高级专门人才也迅速成长，一批批的裕固族青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大专院校学习，有的继续深造，成为硕士、博士学位获得者。
文化事业百花齐放。涌现出铁穆尔、贺继新、贺中、安吉斯、银杏•吉斯等一批优秀的裕固族作家、诗人、画家和歌舞表演艺术家。裕固族舞蹈《迎亲路上》、歌曲《裕固族姑娘就是我》等9个自创节目受到文化部和国家民委的奖励，成为新时期裕固族文艺的代表作。近年来，一股研究整理裕固族历史文化的热潮在肃南悄然兴起。长期工作生活在肃南草原的裕固族知识分子致力于资料收集和研究撰写，由群众集资出版区志、乡志和各类文集，成为裕固族文化事业发展的一大新气象。
医疗卫生焕然一新，旧社会缺医少药，人口死亡率高。据史志记载，清初裕固族7个部落共有6000余人，到了1943年人口已不足3000人。疫病流行和得不到防治是导致人口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1941年，杨哥地区伤寒流行，全部落108人中死亡42人。高拉什旦一家有10口人，病魔竟夺走8人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曾多次派北京医疗队来肃南，免费为各族群众防疫治病，从根本上扭转了裕固族人口下降的趋势。在上级政府和内地省区的大力支持下，裕固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有了长足进步。自治县成立之初，全县仅有一个卫生所，8名医护人员，5间土房，5张病床。全县每千人拥有医务人员1.14人，病床0.7张，人均寿命32岁。截止2003年底，全县共建成医疗卫生机构24个，各区乡均有卫生院，村卫生室覆盖率达到47.5%。2003年，全县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5.6人，病床6.3张，人均期望寿命提高到68岁。经过多年的防治工作，消灭了鼠疫、天花等疾病，性病、白喉、伤寒、小儿麻痹等一些流行病基本上得到控制。
另外，在生态移民安置和城镇化建设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2003年，国家实施祁连山生态移民搬迁工程，肃南县在地理条件相对优越的明花开发区和梨园河口组建移民新村，由政府统一规划修建高标准砖瓦房，道路、电线、农田、水井、渠道、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到2004年，共有878户、4072人实现了易地搬迁。世代居在高寒阴湿山区的裕固牧民，搬进整齐一新的新居后心中无比喜悦。一些移民户高兴的说：“我们现在‘出了家门是农民，进了家门是城里人’”。截止2005年底，全县20%的农牧民实现了集中定居，城乡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达到22平方米和41平方米。自治县机关所在地红湾镇，过去是个人烟稀少的荒草滩，现已经建设成为一座8000人规模的草原新城。县城建成各种使用功能的楼房108栋，城区面积达到1.7平方公里。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50余年的大力发展，裕固族人民彻底改变了昔日居住靠帐篷、出门靠骆驼、看病靠神灵的贫穷落后面貌，提前迈入小康社会。面对西部大开发的大好机遇，富裕起来的新一代裕固牧民正在用知识和科技描绘着祁连草原更加美好的现代化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