仫佬族有207352人（2000年）。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也有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多数聚居在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的东门、四把、黄金、龙岸、天河、小长安等地。少数散居在忻城、宜山、柳城、都安、环江、河池、融水、融安等县。在贵州省，主要居住在麻江、凯里、黄平、都匀、福泉等县。仫佬族中有罗、银、吴、谢、潘、梁、周、韦、张、黄、吕、包、覃、卢等姓，其中以罗、银、吴、谢、潘、梁等为大姓，人口最多。
仫佬族聚居区多属喀斯特地貌，山峦叠嶂，奇峰耸立。在群山交错之间，形成水草肥美的峡谷平坝，是仫佬族人民理想的居住之地。在广西北部仫佬族聚居地，从宜山的小龙，到罗城的龙岸，有众多小块平坝相连，形成一条百里长廊，素称“仫佬山乡”，是广西仫佬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仫佬族多住在山区或半山区，依山傍水建立村落。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年平均温度为摄氏20度左右，年降雨量为1300多毫米，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粮食作物有水稻、玉米、红薯、芋头、小米、小麦、荞麦、高粱等；经济作物有茶叶、烤烟、棉花、花生、黄豆、大麻、芝麻、油菜等；盛产五倍子、金银花等药材。煤、铁、硫磺、铜、铝、锌等矿藏也很丰富。其中以硫煤矿藏量最多。广西仫佬族居住的勾山、九龙、白马、塘底山至太平、银村、桥头、四把、小长安、龙岸一带，面积八十七平方公里，人们称之为“百里煤乡”。自古以来，煤对仫佬人的生活有着重要影响。早在清代，仫佬族山区就设有官办煤矿，雇有大批仫佬族工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仫佬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相继在四把的九龙至桥头的茶花这一条长40里的仫佬山乡长廊，建井采煤，并铺设铁路，将年产几十万吨的无烟煤运往各地。
仫佬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与毛南语、侗语非常接近。由于仫佬族人民与汉、壮族人民交往密切，仫佬语中吸收了不少汉、壮语词汇，绝大多数人兼通汉语，部分人还会说壮话。仫佬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通用汉字。
仫佬族族称，有自称与他称之别。多数仫佬族人自称“伶”（音Ling），少部分地区自称“谨”（音Jin）或“本地人”。汉族称之为“仫佬”，壮族用壮语称他们为“布谨”。史书记载中写作“姆佬”或“木佬”。仫佬族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元代以前，史书往往将仫佬族与“伶”或“僚”并称，仫佬族的先民被归属于当时泛称的少数民族僚族之中。僚族的称呼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汉书•西南夷传》称夜郎境内的主体民族为“夷僚”。晋代以后，文献资料上到处可见类似的称呼，涉及云南、贵州、湖南、广东、广西等地的僚族，又出现了“僚民”、“僚子”、“土僚”、“夷僚”、“生僚”、“山僚”、“洞僚”等称谓。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边界的僚族，被称为“葛僚”、“守宫僚”、“夷子”等。关于“僚”，许多学者认为是“骆”的后裔，而“骆”则被认为是“越”的另一称谓。而“越”是我国南方民族的一个大族系，经春秋战国至秦汉，不断发生迁徙。到了汉代，史籍不再见“骆”的称谓，而改称“僚”。由汉至唐、宋的一千多年间，僚族被当作西南少数民族的泛称，活动区域很广。仫佬族就属于这其中的一支。清嘉靖《广西通志》说：“天河僚在县东，又名姆佬。”《古今图书集成》载：“天河县色分四乡，县东八里咸伶种，名曰姆佬。”都指明了“僚”、“伶”与“姆佬”（仫佬）的直接关系。仫佬之名，元代史籍已明确记载，称“穆佬”、“木娄苗”、“木娄”等。明、清以后，相继以“木老”、“木佬”、“姆佬”等名称见于史册。1956年，经过民族识别，国务院正式确认为仫佬族。
仫佬族远古祖先同其他民族的祖先一样，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1958年在柳江县新兴农场通天岩旁的洞穴发掘出来一个缺下颌骨的完整的头骨和4个胸椎、5个腰椎、5段肋骨等，属于五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即“柳江人”。从附近发现的与“柳江人”同期的文化遗物来看，当时的原始人群，居住在依山傍河的石洞里，以采集植物和捕获动物为生，已进入用火食熟食阶段。大家共同劳动、平均分配，过着以母系氏族为中心的原始公社的生活。1965年至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桂林市南部的独山甑皮岩60平方米范围内，发掘出18具人体骨架，称甑皮岩人。葬式包括屈肢蹲葬、侧身屈肢葬、二次葬等。在厚达2.6米的文化堆积层内，有火塘、灰坑，石斧、石锛、石矛、穿孔石器、磨石，陶罐、陶釜、陶瓮，骨镖、骨镞、骨锥针等，还有大量的螺蚌陶片和兽骨。具有磨制石器的技术，说明甑皮岩人处于新时器时期。甑皮岩出土的文物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拥有了陶器，能够更好地烹煮食物，有利于人的健康和长寿。已经有了家畜饲养，出土的猪骨有67个个体，从年龄的组合和牙齿磨蚀来看，这些猪是经过饲养后宰杀的。已经出现了原始的锄耕农业：石斧、石锛是耕作的工具；石刀、蚌刀是收割工具，石磨是谷物的加工工具。经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专家认为：甑皮岩人与柳江人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广西的土著民族包括仫佬族，其远古祖先是甑皮岩人，而甑皮岩人的祖先则是柳江人。
战国末年，居住在岭南西部一带的仫佬族先民，属于西瓯骆越民族一支。《汉书》载：“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赢，面南称王。”又载：“骆越之人父子同江而浴，相习以鼻饮。”秦朝建立，统一岭南，仫佬族的祖先同岭南其他族群一道进入祖国民族大家庭，被统称为僚。汉代，大批汉族人进入岭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加速了岭南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隋唐时代，中央王朝在岭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设置了几十个羁縻州县，并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长吏。对这些长吏，中央王朝采取的政策是：只要他们承认中央王朝的政权，服从调遣，履行义务，就可以世代袭职，享受有关的待遇，而且还可以保留当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这一时期，仫佬族先民岭南“僚”的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牛耕开始出现，稻作技术有了提高。手工业的冶炼、淘金、制陶、采铜等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还生产出一种作为农副产品交换的“僚”布。在晋代，仫佬族的祖先有被称作“濮僚”的；在南北朝，也有的被称为“木笼僚”。宋、元两代，是仫佬族从僚、伶等中分化成为单一民族的时期。据史载，宋太祖开宝五年（972），在桂州琳洞地置罗城县，先隶融州，后属庆远。并派汉官管辖，废除五代时的苛捐杂税。宋仁宗皇祐年间，中央王朝镇压侬智高的起义之后，在桂西广大地区普遍建立了土司机构，而伶僚族所居住的罗城、天河等地却设汉官制度。元代，有关仫佬族活动的记载就多了起来。史书中所记载的“木佬”、“木娄”、“木摇”以及“狇老”等等都是指的仫佬。明代，称仫佬为“木僚”、“木佬”和“狇佬”。民国《麻江县志》载：“《明一统志》称麻哈长官司，元为仡佬寨，乐平长官司为狇佬寨。”
根据历史记载与传说，可以推知，仫佬族至晚在元代或明初已居住在罗城一带地区。明朝继承宋元制度，在罗城、天河、宜山等仫佬族聚居区继续设立流官，社会基层设立里、甲。同时在县官之下增设土巡司、镇和寨堡等机构，让当地头人任职，把汉官与土官统治结合起来。当时农业已有一定水平，进入了封建社会，人民每年向朝廷交纳夏、秋两次的税米。清代将仫佬族地区县以下划分为“里”，在“里”下设“冬”。每“冬”约十余户，设立“冬头”，由大家推任，负责筹粮收款。“冬”原为缴纳粮款而划分的区域单位，由于仫佬族大都同姓聚居，一个村大都居住着同一姓氏有血缘关系的族人，因此后来“冬”以下又分“房”，实际上成了封建宗族制度下的姓、房组织。民国初年，设立了团总、保董、甲长等，国民党利用原来的“冬头”为保、甲长，统治仫佬族人民。1933年以后，随着国民党势力的深入，建立了区、乡、村的保甲制度，乡长兼任民团队长及小学校长，实行所谓“三位一体”、“五户连保”的统治。仫佬族中的一些“乡老”、“族长”往往上通官府，下揽族权，群众遵守“乡约”、“族规”、“家训”，极力维护族权、夫权等封建宗法制度。
进入封建社会的仫佬族地区，土地已相当集中。地主、富农每户平均占有的土地约为中农的2至4倍，为贫农的5至6倍以至10余倍，而且都是良田好地。少量的庙产田、祠堂田、学田、柴山等公田、公山，也多为地主、富农所侵占。地主、富农通过雇佣长、短工、放高利贷、出租田地来剥削广大贫雇农。剥削雇工是仫佬族地区的主要剥削形式，而以雇短工最为普遍。沉重的高利贷是仫佬族地区地主、富农进行剥削的又一种手段，有些地主每年仅放高利贷一项的剥削，就达1万多斤谷子。借谷年利率一般为50％到100％，有的高达150％到200％。地租形式是实物地租，剥削率一般为收获量的60％左右。有些地区往往还要佃农负担一定数量的无偿劳役。残酷的剥削，使广大农民长年累月陷于贫困挨饿的境地，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仫佬族人民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曾多次掀起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先后于明永乐七年（1409年）、十九年（1421年）、正德六年（1511年）、清顺治九年（1652年）、雍正七年（1729年）、乾隆七年（1742年）、道光元年（1821年），爆发了大小规模不等的武装斗争。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仫佬族人民组织秘密会党，奋起响应。咸丰七年（1857年），响应太平军革命并建立了“大成国”的农民起义军李文茂部，曾占领罗城县，建立过农民政权，得到仫佬族人民的积极支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仫佬族地区的反抗斗争，逐渐汇入党的领导之下。1930年，红七军北上路过罗城、天河县等仫佬族地区，仫佬族人民受到革命的教育和鼓舞。他们热情为红军烧茶水、做饭菜、当向导。红军在四把附近的佛子坳遭到国民党韩彩凤、覃连芳部围攻时，仫佬族人民冒着枪林弹雨为红军送弹药、救伤员、送情报，有的还拿起枪杆子直接参加战斗，为红军赢得胜利贡献了力量。当红军继续北上之时，十多位仫佬族青年参加了红军。广大群众则为子弟兵带路、挑担，并掩护留下的伤员。在抗日战争中，仫佬族人民不仅参加了党组织的柳北抗日挺进队，而且还自动组织了武装队伍，抗击日本侵略者。1946年以后，仫佬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征兵、征粮、征税和抗税斗争，有的直接参加了柳北人民解放总队，这个游击队的第一大队第三中队的70%以上成员是仫佬族的子弟。他们与各族人民一起，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终于在1949年11月，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罗城。
仫佬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既受到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影响，也保留本民族的特点。
仫佬族农业生产经过长期发展，至新中国建立前已达到一定水平。耕作技术、作物种类和生产工具基本上与附近的汉、壮族相同。农具有铁犁、铁耙、锄头、镰刀等。畜力以黄牛、水牛为主，也使用马匹。水田较多，约占耕地的60％。水稻收割后，部分土地种植麦类、油菜和蔬菜；部分冬闲休耕。山区以玉米为主，过去都是培垄种植，一年一季，双株稀植，间种豆类、花生、棉花、瓜类等。普遍使用农家肥。农田灌溉主要靠拦河筑坝和开渠引灌山溪泉水，但由于存在着地主、富农对溪河的分段霸占，各自拦河引水，限制了水源的合理使用，下游干旱往往无法抢救。个别山区，连人畜饮水都有困难。虫兽灾也比较严重。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依地区条件、耕作技术粗细和作物种类的不同而异，一般水稻亩产二、三百斤，玉米百余斤，红薯六百至一千斤。麦类、油类等作物因经营粗放，产量较低。
过去，生产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男女劳动分工不甚严格，一般说来，犁田、耕地、挑粪、打谷等由男子承担，妇女从事插秧、扯秧、割谷、种地和家务劳动。仫佬族地区由于田地较少，土特产资源比较丰富，因而采集药材、饲养家畜和兼营打铁、制缸瓦、纺织等副业生产有一定的发展。
仫佬族地区的手工业，大都没有脱离农业生产。打铁工具虽比较简单，但能加工制作各种农具、生活用品。缸瓦业所制造的“沙罐”，轻巧耐用，是仫佬族地区的特产。罗城较大的东门与四把圩场，早在清代中叶以前即已形成。有些仫佬族人兼营商业，农闲时，不少农民也从事小商贩的活动。
仫佬族的住房、服饰、饮食、习俗都有自己的特点，但因长期与汉、壮族交错杂居，互相影响，有些方面已基本上与附近的汉、壮族相同。
仫佬族聚族而居，同一宗族的人往往居住在同一村寨内。只是在一些圩镇和大的村子里，才存在与别的民族和别的姓氏杂居的情况。住房一般是泥墙瓦顶、三间并列的平房，茅屋较少。砖瓦楼房只属于地主、富农。屋宅建筑形式大都一个格式，一户住宅七个门，大门、中门、后门和四个房门。堂屋中间墙壁置“香火”。左侧门边挖地砌地炉，地炉烧煤，是仫佬人家特有的取暖、烧火的生活设备，挖地炉烧火已有悠久的历史。明代嘉靖年间的田汝成在其所著《炎徼纪闻》中就对仫佬人家的地炉有所记述。牲畜圈栏一般与住房分开，因而室内比较整洁。
仫佬族主食大米、玉米和薯类，以前除少数地主、富农外，广大仫佬族人民每天都是两稀一干，甚至三餐都是稀粥。喜爱酸辣，家家腌有酸荞头、酸豆角、酸芋蓬、酸刀豆、酸蒜头等作为佐食之用。蔬菜种类主要有白菜、空心菜、苋菜、豆角、南瓜、芥菜和萝卜等。肉类主要猪肉、鸡肉、鸭肉和鱼肉，忌吃猫、蛇肉。在过去，罗姓、姚姓不吃狗肉，传说这和罗姓祖先陷入火灾得狗救助有关。姚姓不吃动物内脏，传说这和姚姓祖先有关。东汉姚期出兵，因煮猪心不熟，战士不得饱餐，当日不得出兵，从此姚姓不吃动物的内脏。
仫佬族的衣服，一般尚深青色。过去大都是自纺、自织、自染、自缝。据记载，在清代，妇女还有穿桶裙的习惯。地主豪绅穿有风领的衣服，这是一般农民所不许穿用的。近代都已改装，与当地汉、壮族的衣服没有多大差别。男子穿的都是对襟上衣、长裤，年老的穿琵琶襟上衣；一般穿草鞋，跣足的不多。过去姑娘梳辫，出嫁后结髻，现在多已剪发。饰物有银质的耳环、手镯、戒指等。
仫佬族地区过去盛行父母包办的早婚，少数是自己通过“走坡”恋爱结婚的。婚后有“不落夫家”的习俗。结婚后女子不住在男方家，而是回到父母家，帮助生产劳动，服侍长辈，农忙和节日才回夫家住几天，等到怀孕生孩子后才长住夫家。仫佬族早就与壮、汉族通婚。结婚礼仪繁，费用大。一般来说，从订婚到完婚，要经过择婿、聘媒、合命、下定、过礼、迎娶等仪式。男方要送给女方猪肉、酒米、银元、耳环、手镯、衣物等礼物，约相当于1500斤到2000斤稻谷的价值。富家纳妾的较多，而贫苦农民则往往娶不起妻子。有些人家祖父结婚欠下的债，到孙子辈尚未还清。女方家给男方家陪送的嫁妆耗资也相当大。
仫佬族家中老人去世，都要向亲戚报丧。如是年轻媳妇死去，则须得外家到场看过方能入殓。老死者入殓前，孝子要到河边取水为死者沐浴，俗称取水为买水，即取水前在河边焚香，表示答谢水神。沐浴完毕，要为死者穿上几层新衣。然后将死者抬到地上的草席上，表示“人死属土”。子孙们夹点肉和饭放在死者口中衔住，用毫银压上，然后抬入棺材中仰放，头向棺材窄的一方，脚向棺材宽的一方，意为“脚踏莲花”。一般都请“师公”为死者打斋超度。一般打道场一夜，也有打三夜以上的，视家庭财力而定。安葬墓穴要请风水先生测定，即所谓择“佳城吉地”。出殡要择“吉日良辰”。仫佬族多行一次葬，如果逢上家中不幸，就会举行二次葬，拾回遗骨，洗净，放入坛中再行安葬。
仫佬族人带孝时间很长。父母亡故，孝子戴孝三年。家中堂屋置灵牌，早晚奉茶供饭，以表孝敬。三年后，于农历七月十五烧灵牌，称为“脱孝”。对非正常死亡的人，要举行特殊的仪式。如凶死，则要举行火炼仪式。烧起火堆，法师举起作为死者替身的一个草人，口念经咒从火上走过，家属随后。俗信行过这种仪式之后，死者灵魂经过了火炼，驱除了邪魔，就可以“归宗”，与阴间的祖先在一起，而不会成为亡魂危及家人，家人就可避免同类的不幸。如果妻子先亡故，出殡时丈夫要左手拿刀，右手拿一双筷子，将筷子砍断，表示砍断“夫妻关系”，日后亡魂不得纠缠。这些葬俗，表现出了仫佬族与其他许多民族相同或相似的信仰和观念，这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
仫佬族有着十分丰富的节日文化，一年之中有许多节日，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个节日，这是因为仫佬族除了拥有春节、元宵、春社、清明、端午、秋社、中秋、重阳、灶王节等当地壮族、汉族共同的节日外，还有不少带有民族特色的节日。在仫佬族，即便与各民族共享的节日，也别具民族风味。
春节，仫佬族称“年节”。在仫佬族地区的农历除夕之夜，仫佬族家庭全家人围坐地炉边，烧香供奉神灵。待正月初一雄鸡报晓，家庭主妇立即点上一束香火和火把，挑着水桶来到井、泉、河边，先插上香，向水中投几枚铜钱，祭祀水神，然后挑水回家。俗称“买新水”。全家大小早已等在大门边，抢着喝一碗新水。俗信人们喝了新水，能够健康长寿，牛喝了长得健壮，猪喝了膘肥体壮；用新水染布布发亮，用新水洗米，煮起饭来特别香；用新水酿酒，酒不酸；全村挑到第一担新水的人，最为吉利，能给家庭带来六畜兴旺，五谷丰登。
社节，又称分肉串节，是祭祀社王的节日。分春秋二社，春季在二月，祈求社王保佑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秋季在八月，报答社王赐予好收成。社节以村为单位集体举行。各户出资置办香烛牲口。届时，在社王庙供奉香烛，杀猪并按全村户数将猪肉分成相应的份数，以备祭祀完毕分给各户。肉串用竹子串起来，挂在竹竿上，放于庙的两旁。将煮熟的猪头、脚、尾和内脏置于祭台上。祭毕，大家饱食一餐，然后各户带回所分的社肉回家，祭祀祖先，全家过节。社节还有一种与生男有关的习俗。同一年生男的人家，要集资置办鸡、肉等祭品，于社日前夜祭祀社王，向社王报告家中添丁。
花婆节，又称“婆王诞”，俗称“小儿节”，在农历三月三举行。俗信“花婆”是掌管生育的神灵，她花园种的花都可以变成人，她送花给谁家，谁家就生小孩。人去世，又还原为她花园里的花。过花婆节时，各村要抬猪牵牛到花婆庙前宰杀献祭。祭时，由“冬头”（宗族下的分支头领）向花婆报告各户情况，感谢她送花赐子的恩德，并祈求她保佑小孩健康成长。祭毕共同进餐。新婚夫妇结婚时要向花婆许愿，如果生儿育女，就会报答她的恩德，希望她早日送子。生育后要在花婆节还愿，带上煮熟染红的鸡蛋和酒肉来祭祀花婆，完毕还要将红蛋分给各家，让各家分享福分。
牛生日节，时为农历四月初八。当天家家要将牛栏打扫干净，并为牛擦身，喂给好的青草和饲料，让牛休息，不去耕田犁地。同时，人们备好酒肉、糯米饭祭祀牛神，祈求保佑耕牛平安。祭毕，先让牛吃一点糯米饭，然后才轮到人吃。
端午节，在农历五月初五举行。仫佬族端午节除具有和当地壮族、汉族相同的内容外，还要抬纸船到田间，请师公念经巡游，驱除害虫。俗信以为可以使禾苗茁壮成长。银姓仫佬族人民还要祭祀真武神，这一天，银姓仫佬族无论老少，都要到真武庙参加祭祀真武的活动，祭祀用鸡鸭。这种端午节的祭祀活动有着十分古老的渊源。
驱虫保苗节，又称吃虫节，是专门驱除虫害的节日，在农历六月初二举行。出嫁的姑娘这一天要回娘家过节，途中要捉害虫到娘家去炒着吃。全村人来到田间的吃虫庙，首先举行祭祀活动，所祭为吃虫娘娘甲娘。显见这一节日民俗是在人们除灭害虫的农事活动基础上形成的。
接祖先节，时为农历七月七日至十四日。七月七日为接祖日，将祖先接回，每日每餐饭前先供奉祖先，然后全家才进餐，一直要供奉到十四日。
走坡节，在农历八月十五举行。在广西罗城等地，仫佬族青年男女要在节日前后的集日聚集“走坡”。他们在特定的山坡行走，互唱情歌寻偶。如果双方有意，便会约定下次走坡的时间，而且还会互赠礼物，男赠月饼女赠布鞋，有所谓“八月中秋哥送饼，九月重阳妹送鞋”的习俗。到夜晚，各村青年还要做“野敬”。在贵州，除了在正月初一走坡外，也要在八月十五走坡。届时，男子穿新衣，头扎毛巾，女子穿着鲜艳的花边上衣和百褶裙，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会场”。男子进行爬竿、斗雀、对雀（若干雀放在一起，比谁的雀叫得多叫得好）活动。女子则唱歌、对歌、跳舞。
仫佬年，时为农历十月的第一个兔日。主要流行在贵州黔南、黔东南一带的仫佬族。年前，当地仫佬族人民要早早打糍粑、酿酒以备节日之需。届时，还要吃鸡、鸭、鱼等，富有的人家还要杀猪，有的是几户合起来杀一头猪。过年的头天，仫佬村寨要淘洗水井，灭火炉，包火种，过年的清晨要挑新水。过年这一天，家家户户放鞭炮，男女老少穿新衣，全家聚餐前祭祀祖先。仫佬族称木佬年为大年，春节为小年。过大年比过春节更为热闹、隆重。木佬年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是相传仫佬族的祖先敬仰兔子的纯洁，曾以兔子作为定亲之物，成亲之日正好是农历十月第一个兔日，所以这一天就成为仫佬族的节日。过木佬年，具有怀念祖先，继承传统，保持纯洁，不做伤天害礼之事的意义；一是说秋收已过，十月过年，是为了欢庆丰收、感谢祖先赐福。木佬年在仫佬族是良辰吉日，常常有青年男女在这一天举行婚礼。
依饭节，是仫佬族十分隆重的节日。仫佬语称“喜乐愿”，“做依饭”、“敬依饭公爷”、“还祖先愿”等。主要流行于广西罗城东门、四把等地。逢辰丑未之年的冬至前后举行。依饭节是仫佬族敬神、娱神、祈神保佑五谷丰收、六畜兴旺的节日。依饭节以各宗族下的分支“冬”为单位轮流操办。依饭节一般在公共祠堂举行。祠堂门前搭彩台，堂中央摆一方桌，桌上放祭品。仪式由师公主持,有一整套程序。整个过程有群众配合，载歌载舞。活动从头天清晨至次日清晨结束。仫佬族的传统节日，大都与本民族的原始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带有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经过嬗变的仫佬族传统节日，在缅怀祖先、发扬传统民族文化、群众交流娱乐、进行商业贸易和观光旅游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历史上，在仫佬族地区，民间信仰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道教和佛教也有较深的影响。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仫佬族地区大兴土木，建造了不少规模宏大的佛教寺庙。仅罗城县附近就建有各贲寺、开元寺、双福寺、万广寺等四大寺庙。城东还有迥龙寺、寿福寺等小寺庙。这些寺庙长年香烟缭绕，前来祈求赐福消灾的人络绎不绝，每年还要定期举行一次会期，附近村寨的人都要来参加祭祀。相对来说，道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人若生病或遇上灾难，都要请法师做法，敬神、驱邪、祈神保佑平安。
仫佬族的民间信仰处于较为原始阶段。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水、草、木、飞禽走兽以及古往今来的先贤圣哲、忠烈之士等都是崇拜的对象。仫佬族民间信仰是混杂无序的，不仅吸纳了道教、佛教的神灵，而且往往将神职张冠李戴，使得不少神灵往往兼有善恶两面。如雷王，为掌管雨水的神灵，既可降雨造福人类，也可放水淹没人间，毁灭人类，所以人们对其既崇拜又恐惧。婆王有时是专管小孩生死簿的凶神，有时则被说成是人伦始祖伏羲、女娲兄妹的母亲，是位大母神。白马娘娘有时是凶恶女神，有时则是善神，据说依饭节就是纪念她的。仫佬族民间信仰的活动频繁、种类繁多。婚丧嫁娶、良辰佳节、新屋上梁等都要举行祭祀祈求仪式。平时也有不少信仰活动，较为常见的有：
祭三界：在村外设两个神坛，一为三界公坛，一为雷王坛。在三界公坛前宰牛，在雷王坛前杀猪，对两位神灵实施血祭。
架接命桥：小孩生病，恐其夭折，就请法师作法。用一根木棍作桥，上书小孩父母姓名，小孩名及祈祷之语。将这根象征着桥的木棍放于婆王庙前，焚香烧纸，以祈除病消灾。
添花架桥：妇女久婚不育，便请法师作法。在水沟上架一块石板，让岳丈及族亲数人走过，谓之“踩桥”。然后在堂屋神龛上立“花婆”神灵。再将一竹编的小桥钉在求嗣者的房门上，盖上红、黄布各一块，用红、白、银纸剪成54个花童分别放在桥的两边，称为“架房门桥”，以表示引子来家。
埋天狗：妇女不育，被认为是天狗作祟。婴儿魂魄最惧怕天狗，所以未来投胎。所以要举行埋天狗仪式。在为求子而架的石桥边挖九个或七个坑，坑内点燃油灯，宰一小狗，将头斩下放入第一个坑内，然后填好所有的坑。称填九井或填七井，认为这样就驱除了天狗，妇女便可以怀孕生子了。
叫魂：又称“赎魂”。孩子生病，认为是魂魄四处游荡所至，要请法师叫魂，也有由病人母亲来担任的。用一小笸箩，内装一面镜子、一枚鸡蛋，一包白米、一件小孩的旧衣服，拿到十字路口焚香烧纸，呼唤小孩姓名。回家后，将叫魂的所用的衣服和白米放在病孩床头，用外婆家送的彩线缚在手腕上，并让小孩喝下一碗“符水”。
添六马：年老多病，少气无力，被认为是六马已倒所致，要请法师“添六马”。法师剪6个纸马，然后祈祷请六马降临，并在老人睡床的四角以及头、脚等六处各放一匹纸马。俗信6匹马可以给老人带来生命的活力，让其恢复体力。
安龙位：仫佬族认为村寨有村寨的龙神，即所谓山水龙脉，家庭有家庭的龙神，它们分别主宰村寨和家庭的命运。如全村遭受不幸，被认为是破坏了龙脉，全寨要举行安龙活动。如家庭遭受不幸，则要在家里举行安龙活动。村寨的安龙在全村举行，由法师用盘装着煮沸的桐油，熏遍全村的每个角落。然后，祈请龙神降临，并宰1只鹅和30余只鸡献祭。安龙后三日内，禁止外村人入内。家庭的安龙与之类似，只不过规模小得多。
打醮：也称打太平醮。村寨如遇灾难，就要全村集资打醮。由法师主持，为期3至5天。在村外空旷处搭棚设坛，献上三牲，法师念经，手舞足蹈请神降临驱鬼。然后送神，焚烧纸剪的元宝、衣箱、房屋和象征性的钱币，以为酬谢神灵。
添粮：老人多病，被认为是天上给他带到人间的粮食已经吃完。要使老人恢复健康，必须请法师为老人添粮。用一只公鸡、2斤猪肉供神。让嫁出去的女子带回一筒米和两根线。法师用米作法，用纸蒙住米筒口，再用线捆住，放在神龛上。第4日早上，打开竹筒，倒出其中的米煮给病人吃。亲戚拜望时，也带些米来，意为添粮。
仫佬族过去的禁忌也很多：大年初一不能扫地，认为扫地会把钱财扫出家。也不能洗衣服，认为洗衣服会把福气洗掉。不能劈柴，认为劈柴会把财神吓跑。二月初一不进地。六月初一不做工。播种忌火日，并在三天内不得剃头、洗发。下玉米种的最初9粒时要停止呼吸，不许讲话。外出经商忌讳煮饭不熟和打破碗碟等等。新中国建立后，仫佬族的信仰习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迷信色彩逐渐淡化，健康有益的成分则延续下来。
仫佬族有着多姿多彩的民间游戏和体育活动，它们曾经极大地丰富过仫佬族人民的生活。舞草龙：草龙用稻草编成，饰以彩纸。春节期间，仫佬族有挨家挨户舞草龙拜年的习俗。象步虎掌：农闲时，在地上划一条线，参赛的人站在两边，双双以掌相对，待裁判发出号令，双方即可移步用力，目的是将对放推离原位，或是故意松弛，使对方身体前倾，脚掌超越界线。这种活动可以锻炼人的臂力、脚力和耐力。凤凰护蛋：是仫佬族儿童游戏。在地上画一个圆圈，表示凤凰窝，放三、五块石头，表示凤凰蛋。一小孩扮母凤凰在圈内左脚着地呈俯卧状以护蛋。三、五小孩扮作天兵天将来夺蛋。胜负以能否在规定的时间内夺完蛋来定。其中，夺蛋的小孩不能触及“母凤凰”的右腿，触及即被淘汰。这种游戏可以训练孩子的灵活性，培养机智、勇敢的性格。抢花炮：是仫佬族与壮族共同的娱乐活动。于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举行。用土炮将花环射向天空，参赛者争抢从天而降的花环，以得花环多者为胜。每届花炮节只放五炮，每炮只有一个花环。群龙争珠：在水中投放一定数量的水果，参赛者潜入水中捞水果，以多者取胜。
仫佬族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由于仫佬族没有文字，只有语言，这就决定了仫佬族历史上留下来的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诸如神话、传说、诗歌、故事、戏曲等。仫佬族的神话形态丰富，包括创世神话与英雄神话。创世神话有讲述天地起源的神话，如《天是怎样升高起来的》，洪水泛滥与人类再生神话，如《伏曦兄妹的传说》，民族风俗形成神话，如《依饭节》等；英雄神话有《稼》、《恳王山》等。民歌在仫佬族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过去几乎家家有歌本，村村有老歌手，他们把教青年人唱歌当作自己的义务。唱歌活动多在“走坡”和喜庆节日期间举行。走坡是青年男女的一种社交活动，是谈情说爱的方式。按照传统习惯，男女青年在郊外相逢时，不论相识与否，均可邀请对唱。拒绝别人的邀请，被认为是不礼貌。歌的种类有：“随口答”，歌词由唱者即兴创作，没有一定歌本，具有丰富的想象和比拟，包括情歌、劳动歌、苦歌、仪式歌、风俗歌等。“古条”，是故事式歌谣，内容为民间流行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烂口风”，是一种讥讽性的歌谣，内容不拘，随唱随编。唱歌多用汉语唱，都是对唱的形式。走坡时以唱“随口答”为主，间或也唱“烂口风”。喜庆场合多唱“古条”歌，唱者多数是中年人。20世纪后期，山歌中增加了新的内容。也流行唱革命歌曲。仫佬族民间戏剧最流行的是“彩调”。彩调是流行于广西北部桂林、柳州一带的汉语地方戏曲。约在1880年前后传入仫佬人聚居的罗城等地。仫佬山寨有不少业余彩调班子，四把乡大梧村在1940年前后就有两个小班子，过去吉门修建的一个彩调石头舞台，至今犹存。每年春节期间，为仫佬山乡演出彩调的高潮时期。
1950年，仫佬族地区获得解放，进行了清匪、反霸斗争。1952年初，进行了土地改革，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农业合作化。1958年9月，仫佬族地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罗城仫佬族自治县，这是仫佬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具体体现。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仫佬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艰苦奋斗，使仫佬族山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作为一个长期以农业为社会经济发展支柱的民族，仫佬族地区半个世纪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农业方面，而仫佬族地区农业的快速发展则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中央再次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在中国农村全面铺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仫佬族地区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2年春，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全面完成了“双包”责任制工作。仫佬族人民真正拥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告别了过去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勇于向承包耕地投资、投劳、开展集约经营，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1983年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粮食总产量达10277.29万公斤，创历史最高记录，为1952年的2.14倍，比1978年增长34.38%；农业总产值达535334万元，为1952年的2.08倍，比1978年增长了50.20%。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当地政府大力推行“农业稳县”的政策和措施，以市场为导向，以农业产业化建设为重点，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为主要任务，采用“公司＋基地＋农户”新型经营模式，大力发展糖蔗、野生毛葡萄、种草养牛“三大”产业和烤烟、桑蚕、木薯“三小”产业，有效地推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使农业生产获得突破性的进展， 2006年全县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0.24亿元，增长13.8%。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财政增长的“三赢”目标得到实现。
新中国建立前，仫佬族人民聚居区域的工业建设几乎为一片空白。这些地区虽然蕴含丰富的煤炭和金属矿物资源，但由于缺乏电力、交通运输等工业基础设施的支撑，仫佬族地区的工业发展长期以来停留在手工业阶段，仅仅只能进行一些农机具的手工修理、制造和矿产资源的简单挖掘。新中国建立前，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手工行业计有烧陶、土布编织、熬、制酒、农具等30多种，各地的手工业多为个体经营，靠手工操作，沿袭原始工艺，完全不能满足当地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基本需要。新中国建立后，为发展广西罗城仫佬族聚居地的经济，政府开始逐年增加工业投资，并同时进行工业所有制和经营体制的改革。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基本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县级工业体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罗城县贯彻“调整、改革、充实、提高”的方针，将全县的工业企业的经营管理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扭亏增盈为中心的道路上来，全面推行以经济承包制、劳动合同制、按劳取酬为核心的企业管理体制，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种规章制度，培养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提高管理水平，使该县的工业建设重新步入规范、高速发展的轨道，生产经营出现良好形势。到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完成时，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全县工业总产值1189万元，占社会总产值的11.85％。20世纪9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全面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为了抓这一历史性的机遇，真正改变仫佬族人民聚居区单一的传统的山区农业发展的格局，各级政府和企业紧紧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和新阶段扶贫攻坚的大好机遇，建立起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为主，以矿资源产品采掘和加工工业为辅，重点发展蔗糖和野生毛葡萄酒两大优势特色产业的新型工业发展构架。到2006年，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工业经济总量大幅度增长，全年工业总产值达到10.02亿元。仫佬族地区的一大批开发型的企业，如农产品深加工、矿产品开发、水力发电等脱颖而出，使工业结构逐步由过去的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一些龙头企业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形成一些极富特色的工业品牌。
仫佬族人民聚居区多为大山、峡谷和平坝。长期以来旱涝灾害频繁。严重地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生活一直处于贫困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的重视和引导下，当地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始大兴水利建设，修建防洪、排涝和蓄水、引水便民工程。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罗城县已先后建立八个小水电站，年发电量800万千瓦。建起34座水库，总有效库容5553万m3，水库总设计灌溉面积为7.13万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仫佬族人民聚居区域的水利建设得到更大的发展。1986年以来，罗城建成两个较大的防洪排涝工程，改建临时引水坝为永久引水坝24座。大力兴建人畜饮水工程，建成人饮工程83处，地头水柜4029个，基本上解决了当地人民饮水难的问题。积极招商引资，大力开发自治县水能资源，成功引进2.5亿元资金兴建宝坛电站。并还有若干意向引进水利项目正在实施之中。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地处桂北九万大山中心南麓，过去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带来的交通闭塞一直是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当时仫佬族地区没有公路、铁路，运输全靠肩挑、背扛和马驮。经过几十年的大力建设，仫佬山乡的交通运输业得到长足发展。铁路铺进了当地山区。从柳州——贵阳铁路干线上的宜山县三岔车站，修建了一条全长65公里的支线，经过仫佬族人民聚居的东门和四把，直达罗城自治县，使仫佬族地区盛产的煤炭等物资及时地大批外运，也可以将当地人们急需的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各种物资迅速地运进去。当地人们高兴地将这条“岔罗支线”称为“仫佬山乡幸福路”。2005年，仫佬族地区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大力推进路网建设，并以乡村道路建设为突破口，先后完成11个乡镇的60多个行政村的村级道路建设，建立起了县、乡、村三级交通网络。另外，还对原有公路进行改造和扩建，建成了第一条连接中心城市柳州的高等级公路——罗城至宜州二级公路，并建成四把至下里、东门至黄金、东门至龙岸的二级公路。动工兴建了罗城至柳城、罗城至环江、罗城至融水等4条通往县外的高标准等级公路，全县道路交通覆盖率达到90％以上。总之，交通“瓶颈”难题得到了解决，“仫佬山乡”丰富的资源逐渐得以开发利用。
据典籍记载，罗城县在百年前一直处于“僻处偏隔，向无驿站”的状态。到清光绪三十四（1908年），天河县府在武阳（今罗城县东门镇）才开始设立当地的第一个邮政代办所。但此后，当地的邮政、电信建设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据民国24年《罗城县志》载：“遇有紧要事件须拍电报时，需专人持往宜山电报局拍发，贻误很多。”仫佬族人民邮政、电信建设事业的真正发展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1953年，罗城县设邮政营业处一个，七个代办所，1954年成立罗城县邮电局。1996年邮电局下设一个分局、八个邮电所和四个交接点。1999年9月，电信、邮政分营，邮政局外另成立电信局，1999年有13个交接点。2003年设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电信有限公司罗城县分公司，次年累计建立45个交接点。几十年来，仫佬族人民的邮政、电信事业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邮政、电信机构从简陋到齐全，设备从无到有，手段从人工到全自动化，服务范围从近距离到全方位，无论是质和量都有了新的飞跃。1956年罗城县城内电话用户只有42户，农话用户只有186户；2004年城内电话用户用户发展到21481户，其中小灵通用户7388户。到2004年农话用户达20404户，全县125个行政村实现了村村通电话。
在旅游方面，罗城县以仫佬族特有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为品牌，以美丽如画的自然风光和“中国野生毛葡萄之乡”生态农业观光为支点，充分利用本县与桂林、柳州、融水、贵州等省市县旅游带交汇的特点，形成特色鲜明而有得天独厚的旅游格局，吸引众多游客观光、旅游、考察。
新中国成立前，仫佬族地区群众文化事业极其落后，相关的机构极少。20世纪50年代，罗城、天河两县在县图书馆原址上各建1个文化馆。 1953年4月，天河县撤消，并入罗城县，两县文化馆合并，成立罗城县文化馆。1979年至1990年，全县14个乡（镇）都先后恢复、建立了文化站。文化馆、站在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围绕节日举办仫佬剧、彩调剧等文艺演出以及山歌会、斗鸡会、征联比赛、书画比赛等活动，还多次举办戏曲、表演、导演等文艺创作等学习班和各种展览。文化馆、站的各种群众文化工作，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仫佬族地区的文物挖掘和管理工作在新中国建立后是从无到有并逐渐发展。罗城县于1985年建立文物管理所，设立专职的文物工作者。文物工作者与乡镇文化站工作人员相配合，对全县的文物及文物景点进行普查，至2003年元月，共普查出文物点115处。在此基础上，对查出的文物逐步实施保护。罗城县还于2004年建成了仫佬族博物馆，博物馆分设历史文物展厅、民族民俗文物展厅、革命文物展厅及仫佬族农家场景等。展出民俗民族文物502件、历史文物470件、革命文物70件。博物馆的建立，让仫佬族的光彩夺目的传统历史文化得以很好保存并展示给世人。
新中国建立前，整个仫佬族地区教育事业停滞不前，罗城县仅有2所中学和3所小学（完小），只有很少的儿童能够上学，文盲很多。例如新中国建立前的四把（后来的四把公社）村民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识字。新中国建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注重发展仫佬族地区的教育事业。从1950年开始，先后将罗城县102所农村民办小学改为公办小学，并增设一批学校，到1952年底，全县小学达到231所，300多个小学教学点，3所中学，在校中小学生超过两万多人。1976年“文革”结束后，仫佬族地区的教育事业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整顿，迅速得到了恢复。1977年恢复考试升学制度，同时国家根据仫佬族学生文化程度的实际水平，对仫佬族学生实行优先录取、适当降分录取的照顾政策，使更多的仫佬族学生得到了中、高等教育的机会。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仫佬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步人了改革与蓬勃发展的新时期。至2005年，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境内有完全小学144所，教学点108个，初中16所，高级中学2所，教师进修学校和职业中学各1所，在校学生小学26126人，初中14462人，高中4209人，2004年顺利通过了自治区“普九”验收。小学升初中比率达到100%。该县现代技术教育已形成一定规模，131所学校建立了卫星电视教学收视点，20所中小学建立了微机网络教室，乡镇中心小学以上的学校开通了宽带网。过去仫佬族几乎没有大学生，如今，不仅每年都有数十名中学毕业生和在职干部踏进高等学府的大门，而且还培养了本民族的研究生、留学生、工程师、大学教师。有全家十个兄弟姐妹全上大学的“状元之家”。罗城的成人文化科技教育比较普及，全县13个乡镇141个行政村（社区）均建立了农民文化科技培训中心，在仫佬族山乡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罗城的医疗卫生事业也获得了很大发展。新中国建立以前，仫佬族居住的边远山区医疗卫生状况极差，根本没有正规的医疗设施，在仫佬族居住的广西罗城县的前身天河县和罗城县，民国初期只各设一个医务所。民国后期，两县始办卫生院，但医务人员极少，技术低下，设备简陋，药物奇缺。民间有少数中草药医生用比较原始的方法为人治病，更有一些巫医行骗江湖，视人民的生命为儿戏，时有贻误治疗和误医的惨剧发生。广大城乡缺医少药，各种传染病时有发生，有时甚至常年流行，不得遏制，遭瘟疫死亡者不计其数。新中国建立初期，于1953年成立卫生科，1960年改设卫生局。罗城县人民医院是1959年在罗城卫生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所规模较大、设备基本齐全的医院。该院于2000年获得二级甲等医院称号，2004年，该医院置有德国西门子（欢悦）全身螺旋CT机、德国（雅培）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国产（东软）500毫安数字遥控X光机、美国（GE）B超机、日本电子胃镜、国产血液透析机和体外振波碎石机等一大批现代化大中型高、精、尖医疗设备，极大地提高了全县疾病诊治水平。罗城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中医药，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也得到逐步发展。医疗机构由小到大，1984年建立县中医院。2001年中医院通过“二甲”的评审认定。党和政府历来十分关注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1952年，罗城县9个区均建立卫生所，至2004年，全县共设乡镇卫生院12所，其中2所卫生院达到一级甲等卫生院，其余10所均为合格卫生院。村级卫生所也从无到有，并逐渐普及和提高。1997年至1998年，全县13个乡镇先后建立138个村卫生所。1999年，自治区投资2.5万元新建了3个独立的村级卫生所，均按“三室分开”（即就诊室、治疗室、药房三室分开）的甲级卫生所标准建设。至2005年，全县有各类医疗机构80个，比1984年自治县成立时增长了57.5%；医疗条件的改善，有效地提高了罗城县人民的健康水平。过去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烈性传染性鼠疫、天花早已绝迹，血吸虫病、丝虫病也基本消灭，地方性甲状腺肿瘤和地方性氟中毒已经被控制，曾经令人异常恐慌的麻风病也被控制。2003年全国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2004年发生的甲型副伤寒疫情在罗城都得到有效控制。此外罗城县的合作医疗建设、农村卫生、妇幼保健、爱国卫生、医药执法监督、红十字会、医教科研等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突出成绩，为确保了人民身体健和生命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