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总人口306072人（2000年。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松潘、黑水等县以及绵阳市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其余散居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绵阳市的平武县以及贵州省铜仁地区的江口县和石阡县。大多数羌族聚居于高山或半山地带，少数分布在公路沿线各城镇附近，与藏、汉、回等族人民杂居。自称“尔玛”或“尔咩”，意为“本地人”。
羌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分北部和南部方言。北部方言通行于茂县北部的赤不苏区、较场区，中部的沙坝区，松潘县的小姓乡、镇坪乡、白羊乡以及黑水县的大部分地区，下分芦花、麻窝、茨木林、维古、曲谷、镇坪、三龙、黑虎、沟口渭门9种土语。南部方言通行于理县、汶川县和茂县南部，下分雁门、龙溪、绵虒、蒲溪、木卡和桃坪6种土语。由于与汉族频繁交往，很多羌族能讲汉语、用汉文。直至20世纪80年代，羌族结束了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历史。1989年5月，按照羌族人民的愿望，根据党的民族政策， “四川省羌族拼音文字方案创制领导小组”成立，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创制组完成了以26个拉丁字母为形式的《羌族拼音文字方案》（草案）设计，该方案于1993年通过有关部门审定。随后，羌文在茂县、汶川县、理县和松潘县的羌语分布区推行。
羌族地区的地形西北高，东南低，大部分为高山峡谷，其间层峦叠嶂，山高坡陡，河谷深邃。北部有岷山山脉，主峰雪宝顶海拔5588米；龙门山脉斜贯于东南，主峰九顶山海拔4969米；西部横亘着邛崃山脉，主峰四姑娘山海拔6250米；四姑娘山以北，有许多海拔在5000米以上、终年积雪覆盖的高山。只有茂县的土门区、北川县和平武县的锁江、徐塘、平南、豆叩、大印、平通六个羌族聚居乡镇属于中低山和深丘低山区。
岷江、湔江及其支流是羌族人民的母亲河。岷江源于阿坝州松潘县与九寨沟县交界的弓杠岭南，在都江堰市以上为岷江上游，从北向南纵贯羌区。岷江支流有黑水河、杂谷脑河、鱼子溪河和寿溪河等。湔江，又称石泉河、北川水，发源于岷山山脉，因“水势如湔沸之状”而得名，经北川、江油注入涪江。
羌族地区处在高山峡谷之间，气候温和，冬干春旱，夏秋降雨充足，日照时间较长，昼夜温差大，气温垂直差异显著。在岷江河谷地带，年平均气温在11至14摄氏度，无霜期210至235天，年平均降水量500毫米左右。由于降水量较小，蒸发量大，这一地区又被称为岷江上游半干旱河谷。涪江水系河谷地带年平均气温13.9至15.7摄氏度，无霜期235至270天，降水量700到1200毫米。灾害性天气有冬干、春旱、夏旱、伏旱、冰雹、霜冻等。
羌族地区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位于汶川县境内的卧龙自然保护区，蜚声中外，被列为联合国国际生物圈保护区。2006年，该区与四姑娘山、夹金山脉一起，作为“四川大熊猫栖息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一座天然的动植物园，总面积约70万公顷，峰峦重叠，云雾缭绕，分布着不同的植物群落，有树种4000多种，鸟类300多种，有大熊猫、金丝猴等珍稀哺乳动物60多种，还有红杉，金钱槭等珍稀树木。位于北川羌族自治县青片乡的小寨子沟自然保护区，也是植物种类繁多的地方，据资料记载，仅维管束植物就有87科380属1600多种，其中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树种有20多种，它和卧龙自然保护区被专家誉为“世界上罕有的生物基因宝库”。
羌族地区的传统农作物以玉米为主，也有青稞、小麦、荞麦、各种豆类和蔬菜。被称为“雪山大豆”的一种白豆是著名的特产。经济林木有花椒、核桃、苹果、鸡血李、樱桃、杏子、茶叶、生漆、油茶、花生、向日葵等。饲养黄牛、牦牛、犏牛、马、羊、猪等牲畜及各种家禽，养羊业较发达。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不断发展，羌族地区引进了大量名、特、新、优农产品。药材种类200种以上，其中名贵药材有虫草、贝母、鹿茸、天麻、麝香，大宗药材有羌活、党参、当归、大黄、黄芪等。在高山深处，有蕨苔、木耳等山珍，还有丰富的菌类资源。此外，还有铁、云母、石膏、磷、水晶石和大理石等数十种地下矿藏。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陆续在岷江上游和杂谷脑河沿岸的汶川县威州姜维城、理县箭山寨、茂县营盘山等地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还发现了较多的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石棺葬墓群，如茂县撮箕山石棺葬墓群、牟托石棺葬及陪葬坑、理县佳山石棺葬墓群。出土的器物有陶器、石器、木器、青铜器等。这些考古发现，不仅说明了今天羌族分布的地区，很早就有人类栖息繁衍，而且为探讨岷江上游古文化的渊源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
羌族源于古羌。古羌人以牧羊著称于世，不仅是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羌”，原是古代人们对居住在祖国西部游牧部落的一个泛称。今甘肃、青海的黄河、湟水、洮河、大通河和四川岷江上游一带是古羌人的活动中心。史书记载，殷商时期，羌为其“方国”之一，有首领担任朝中官职。他们有的过着居无定处的游牧生活，有的从事农业生产。《诗经•商颂》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反映了古羌与殷商密切的关系。甲骨文卜辞中有关“羌”的诸多记载，表明羌人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十分活跃。
周时，羌之别种“姜”与周的关系密切，大量的羌人融入华夏。春秋战国时期，羌人所建的义渠国，领域包括今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宁夏及河套以南地区，是中原诸国合纵连横的重要力量，与秦国进行了170多年的战争。以羌人为主要成分的诸戎逐渐为秦国所融合。而居住在甘肃、青海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的羌人仍处于“少五谷，多禽畜，以射猎为事”的状态。在《后汉书•西羌传》中，有秦厉公时羌人无弋爰剑被俘，逃回家乡后教羌民“田畜”，自此羌族开始有了原始农业生产，使其人口增加，经济发展的记述。
此后，羌人进一步发展和分化。《后汉书•西羌传》载：“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旄牛种，越嶲羌是也；或曰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这一时期，西北的羌人迫于秦国的压力，进行了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
汉代羌人分布很广，部落繁多。为隔绝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汉王朝在河西走廊设有敦煌、酒泉、张掖和武威四郡，建立了地方行政系统，设护羌校尉等重要官职以管理羌人事务。同时，归附的羌人大量内迁，从地域上分为东羌和西羌。进入中原的东羌附居于塞内而与汉族杂居、通婚、融合，从事农业生产，私有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逐步进入封建社会。未进入中原的西羌大部分散布在西北、西南地区，有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的婼羌、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发羌、唐牦、西南地区的牦牛羌、白马羌、青衣羌、参狼羌和冉駹羌诸多羌人部落。其中，牦牛羌，初分布在沈黎郡（郡治在今四川汉源县九襄镇），后继续南下至越嶲郡（今四川安宁河流域及雅砻江下游）。白马羌，主要分布在今四川绵阳市西北部和甘肃武都市南部。青衣羌，居住在今四川西部的雅安市一带。参狼羌，主要在今甘肃武都市，特别是白龙江一带。冉駹羌则分布在岷江上游和四川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说明羌人在其中占有较大比例，各部的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大部分尚处在氏族部落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氐人符坚建立前秦政权，南安羌人姚氏建后秦政权。后秦政权势力处在北魏之南，东晋之北，统治羌人及中原各族达33年。之后，还有几个羌人部落相继兴起。即陇南的宕昌羌，川、甘边境和岷江上游的邓至羌，二者存在了140多年。从东汉到西晋末年，北方的大部分羌人已基本融入汉族之中。
隋唐时期，活动在甘青和青藏高原东南部的羌人部落有党项、东女、白兰、西山八国、白狗、附国等，其中，西山八国系成都平原以西、岷江上游诸山各部的统称。他们处在中原王朝和吐蕃势力之间。有的同化于藏族，有的内附中原王朝，或同化于汉族，或在夹缝中生存，在唐蕃长期和战不定的局势下，得以单独保存和发展。
宋代以后，南迁的羌人和西山诸羌，一部分发展为藏缅语族的各民族，一部分发展为现在的羌族。羌族民间广为流传的叙事诗《羌戈大战》中记述：远古时候，羌人曾生活在西北大草原，因战争和自然灾害被迫西迁和南迁，南迁的一支羌人遇到身强力壮的“戈基人”，双方作战，羌人屡战屡败，正准备弃地远迁，却在梦中得到神的启示，他们在脖子上系羊毛线作为标志，用坚硬的白云石和木棍作武器，打败了“戈基人”，终于得以安居乐业，并分成九支散居各地。这段传说，反映了羌人迁徙的一段历史，与史书文献及考古资料结合，印证了羌族的来源。
明末清初时，一部分羌族由四川迁往贵州铜仁地区，至此，羌族的分布格局基本形成。
1840年之后，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和全国其他民族一样，羌族也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为此，羌族人民和其他民族人民一道，曾经向帝国主义、反动官府和封建统治阶级进行过英勇不屈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841年，鸦片战争期间，羌族人民和藏、彝等族人民，组成2000人的军队，开赴浙江前线，在宁波镇海战役中，重创英国侵略军。1894年，羌族地区一个坤姓土司的残余势力，依仗封建特权，盘剥所属人民，激起黑虎寨等地170多户羌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一致向清朝官府列举了坤土司23条罪状，与封建土司的余孽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终于迫使清朝将坤土司“摘去顶戴，交州查看”。1905年，清朝在茂州设立“官盐店”，对食盐实行垄断专卖，从中渔利，激起羌族人民的武装反抗，迫使清政府宣布取消“官盐店”，允许食盐自由买卖。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羌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理县通化乡佳山寨等地的羌族群众，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群起杀死了作恶多端的团总。1924至1926年，理县藏、羌等族人民反抗封建军阀苛捐杂税的压榨，2000多人攻陷理县县城，还攻打到汶川、茂县、松潘等地，斗争坚持了3年之久，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羌族地区，在党的领导下，羌族人民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他们热爱人民的军队，积极参军支前。仅茂县一县就有1000多人参加红军北上抗日，还有上万名民工为红军提供后勤保障。红军北上抗日后，国民党卷土重来，在羌族地区实行白色恐怖统治，经过革命锻炼的羌族人民，继续不断地向反动派展开英勇不屈的斗争。
1942年，茂县爆发了“茂北事变”。茂县专区的专员和县长以“铲烟”为名，派兵洗劫了茂县北路蚕陵乡的一些村寨，引起当地羌、汉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他们消灭了前往搜刮的保安中队，并顺势直攻茂县县城，打垮了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将县城团团围住。这次斗争虽然由于国民党的收买分化最后遭到失败，但斗争的声势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显示了羌族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1947年，茂县龙坪、三齐等乡的羌族人民又掀起了一次被称为“龙坪事件”的武装起义。事件起因于国民党政府和部分羌族上层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后来发展成为羌族人民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武装起义。这次斗争最后也因羌族统治阶级的背叛而失败，但再一次显示了人民的巨大力量。
据文献资料记载，早在公元前310年，秦朝在岷江上游和湔江上游地区设有湔氐道。汉时，置汶山郡以管辖这一带的“六夷、七羌、九氐”部落。隋唐时代，朝廷实行“羁縻州”制度，在茂县及周围地区设有茂州都督府及多个羁縻州。五代时期，前蜀设有茂州，辖汶山、汶川、石泉和通化四县；设维州，辖保宁、小封二县；范围主要在茂县和汶川县以南，理县以东地区。宋时，基本上沿袭唐代的“羁縻州”制度，设茂州、威州，各辖两县、十几个羁縻州。熙宁九年（1076年）石泉县改隶绵州。
元时开始推行土司制度，设茂州，辖汶山、汶川两县。委任土官治理地方，设有安抚司、千户所、万户府。今平武县境内设置了龙州三寨长官司，管理“白马、木瓜和白草”三寨。其中，白草即北川羌族。明代土司制度进一步完善，在茂县等地设有董姓静州长官司、坤姓岳希长官司、何姓陇木长官司、温姓牟托土巡检、水草坪巡检、苏姓长宁安抚司、叠溪郁姓长官司、实大关长官司，以及杂谷安抚使司、瓦寺宣慰司等。北川县境中西部的开坪、坝底增设两个小土司，俗称艾林土司和坝底土司，负责对周边羌寨的管理。此时，羌民基本被悉数管辖，同时，在土司之下，各寨设有牌头和寨首。朝廷在这些地区均建立了一套较为严密的军事治安体系，设置了大量的关、堡、墩台，驻兵防守。
清初，今北川马槽、白什一带的“下五簇”羌寨被分别划归艾林土司、坝底土司以及茂州的陇木土司和叠溪大姓土司、小姓土司管理。乾隆年后，羌族地区逐步实行“改土归流”，以流官代替了土司政权，羌族地区进入流官统治时代。清政府对北川羌族采取了特殊的管理措施，即设置若干既懂羌语又会汉话的人作“通司”，负责向羌民传达县地方官员的指示，反映羌民的意见，羌寨的刑狱诉讼案件由知县办理，日常事务由羌寨自行办理。实行地区包括今开坪、小坝、桃龙、片口、墩上、坝底、青片、禹里等乡的全部或部分地区，这一地区在当时被统称为“番寨”。直到辛亥革命前夕，这一区域才被划归县地方政府直接管辖。
民国初年，四川军阀的防区制逐渐形成，二十八军将松、理、茂、汶一带作为防区，在羌族地区设置了“屯殖督办公署”。1935年底，国民党政府将羌族地区划入“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管辖，专署即设在茂县，并实行保甲制。而北川全境因“改土归流即为汉”，许多深居大山的羌民由此被视为“汉人”。
行政建制将羌族地区纳入了历代中央政权的统治，使羌族地区和祖国内地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羌、汉两族人民之间的亲密往来更是从未间断。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有不少羌人参加。历代中央政权在这里派官设治，客观上增进了两族人民之间的关系。羌族人民用马匹、药材和其他土特产品同汉族交换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特别是近代以来，羌、汉民族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加强，个别羌民开始接受儒学教育；大量宗教活动场兴建起来；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被引入；商业贸易开始出现，汉、羌商户云集茂州、北川等地，使羌族社会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提高。
据文献资料记载，早在公元前310年，秦朝在岷江上游和湔江上游地区设有湔氐道。汉时，置汶山郡以管辖这一带的“六夷、七羌、九氐”部落。隋唐时代，朝廷实行“羁縻州”制度，在茂县及周围地区设有茂州都督府及多个羁縻州。五代时期，前蜀设有茂州，辖汶山、汶川、石泉和通化四县；设维州，辖保宁、小封二县；范围主要在茂县和汶川县以南，理县以东地区。宋时，基本上沿袭唐代的“羁縻州”制度，设茂州、威州，各辖两县、十几个羁縻州。熙宁九年（1076年）石泉县改隶绵州。
元时开始推行土司制度，设茂州，辖汶山、汶川两县。委任土官治理地方，设有安抚司、千户所、万户府。今平武县境内设置了龙州三寨长官司，管理“白马、木瓜和白草”三寨。其中，白草即北川羌族。明代土司制度进一步完善，在茂县等地设有董姓静州长官司、坤姓岳希长官司、何姓陇木长官司、温姓牟托土巡检、水草坪巡检、苏姓长宁安抚司、叠溪郁姓长官司、实大关长官司，以及杂谷安抚使司、瓦寺宣慰司等。北川县境中西部的开坪、坝底增设两个小土司，俗称艾林土司和坝底土司，负责对周边羌寨的管理。此时，羌民基本被悉数管辖，同时，在土司之下，各寨设有牌头和寨首。朝廷在这些地区均建立了一套较为严密的军事治安体系，设置了大量的关、堡、墩台，驻兵防守。
清初，今北川马槽、白什一带的“下五簇”羌寨被分别划归艾林土司、坝底土司以及茂州的陇木土司和叠溪大姓土司、小姓土司管理。乾隆年后，羌族地区逐步实行“改土归流”，以流官代替了土司政权，羌族地区进入流官统治时代。清政府对北川羌族采取了特殊的管理措施，即设置若干既懂羌语又会汉话的人作“通司”，负责向羌民传达县地方官员的指示，反映羌民的意见，羌寨的刑狱诉讼案件由知县办理，日常事务由羌寨自行办理。实行地区包括今开坪、小坝、桃龙、片口、墩上、坝底、青片、禹里等乡的全部或部分地区，这一地区在当时被统称为“番寨”。直到辛亥革命前夕，这一区域才被划归县地方政府直接管辖。
民国初年，四川军阀的防区制逐渐形成，二十八军将松、理、茂、汶一带作为防区，在羌族地区设置了“屯殖督办公署”。1935年底，国民党政府将羌族地区划入“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管辖，专署即设在茂县，并实行保甲制。而北川全境因“改土归流即为汉”，许多深居大山的羌民由此被视为“汉人”。
行政建制将羌族地区纳入了历代中央政权的统治，使羌族地区和祖国内地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羌、汉两族人民之间的亲密往来更是从未间断。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有不少羌人参加。历代中央政权在这里派官设治，客观上增进了两族人民之间的关系。羌族人民用马匹、药材和其他土特产品同汉族交换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特别是近代以来，羌、汉民族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加强，个别羌民开始接受儒学教育；大量宗教活动场兴建起来；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被引入；商业贸易开始出现，汉、羌商户云集茂州、北川等地，使羌族社会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提高。
|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羌族创造了灿烂的传统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
民间文学在羌族文学中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它主要靠人们世代口授和长期歌唱而传承，是羌族人民集体创作的结晶，题材广泛，有传说、寓言、故事、神话等，反映了羌族的历史、生活、习俗和思想感情，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艺术特色，是羌族珍贵的文化瑰宝。如，叙事长诗《木姐珠与斗安珠》歌颂了羌族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反映了人们不畏神权，追求自由婚姻的美好愿望；英雄史诗《羌戈大战》，由序歌、羊皮鼓的来源、大雪山的来源、羌戈相遇、重建家园五部分组成，反映出古羌人在历史上曾有过的迁徙记忆。
民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大多是见景生情，即兴发挥，抒发出唱者不同的心境。主要分酒歌、山歌、情歌、时政歌、劳动歌、喜庆歌、丧祭歌等。其中，酒歌是专门在饮酒时唱，由老人引领，众人相和，内容多为颂扬英雄、先辈功绩和欢迎客人，礼仪性强。在松潘县小姓乡、镇坪乡、茂县赤不苏、较场等地至今还流行多声部民歌，演唱技巧独特。不仅有二声部、三声部、五声部、多声部，还有合声民歌的不同组合形式。
民间乐器主要有羌笛、口弦、唢呐、锣、钹、响盘（铜铃）、羊皮鼓、指铃、肩铃等。其中，羌笛最具特色，是六声阶的双管竖笛，演奏时多为独奏，曲调自由，大致分为劳动曲、爱情曲、迎春曲三类。其音层互垫，双音叠韵，音色柔和、悠扬婉转，表达出悲凉的意境。
羌族舞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舞风古朴典雅，粗犷优美。主要分为自娱性舞蹈、祭祀性舞蹈、礼仪性舞蹈、集会性舞蹈四类，基本动作较为一致而各具特色。自娱性舞蹈最具代表性的舞种有“莎朗”和“席步蹴”，与节日、喜庆活动密切相关。祭祀性舞蹈主要指羊皮鼓舞和铠甲舞。羊皮鼓舞是一种带有古老历史沉淀的舞蹈，跳者以释比为主，在庄严的宗教祭祀活动中进行，以达到敬神、消灾、避难、祈福的目的。铠甲舞流行于茂县、黑水县一带，是为战死者、民族英雄和有威望的老人举行隆重葬礼时表演的祭祀舞蹈。舞者身披生牛皮铠甲，头戴插有野鸡翎和麦秆的头盔，肩挂铜铃，手执兵器，分列对阵而舞，吼声震天，威武雄壮，唱、跳和吆喝融为一体，表现出古代将士的英勇。礼仪性舞蹈是一种迎宾待客时作为礼仪内容之一的舞蹈，韵律特殊，胯部动作较多，表现了羌族原始古朴的审美意识。集会性舞蹈是以男性为主的集体舞。舞者唱着具有召唤性和示威性的歌曲，伴随着发出浑厚、威武的吼声，踏步走出不同的队列和阵形，反映出古代出征战士高昂的士气。新中国成立以来，羌族民间舞蹈得到了挖掘和抢救，经过艺术家们提炼改编的《铠甲舞》、《腰带舞》、《羌族锅庄》等舞蹈，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特别是1991年以来，阿坝州艺术馆推出的羌族莎朗舞，受到了各族群众的欢迎，更让众多的中外游人感受到羌族舞蹈特有的艺术魅力。
此外，在北川羌族自治县还流行花灯戏、马马灯、打围鼓等，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羌族民间体育种类繁多。如推杆、拳下翻身、抱蛋、仰卧抱杆起、扭棍子、摔跤等。随着文化生活的丰富，增加了广播、电影、电视等新的文化娱乐形式，使羌族人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羌族民间工艺别具一格，以挑花、刺绣最为出色。心灵手巧的羌族妇女，不需图稿，信手绘成各种优美的图案，绣成绚丽多彩的成品。题材取自世间万物，用挑、扎、绣、勾、纳、提、拼、扣、纤等多种针法，单用或混用，绣于头帕、衣服、腰带、裹肚、围腰、鞋袜、香包等局部地方，美观漂亮而耐用。羌族工匠打造的三足架（铜制或铁制），以及簪子、耳环、手镯、戒指等金银首饰；石匠凿制的石狗、石柱、门坊和碑刻等，精巧美观，表现出民间工艺的高超技术。
羌族服饰朴素美观，风格独特。各地略有差异。其中，汶川县的龙溪、绵虒、雁门，理县的蒲溪，茂县的赤不苏、黑虎、三龙、渭门，北川县的青片，松潘县的镇坪等地服饰具有代表性。头饰，男女包头帕。赤不苏一带的妇女盛行“一匹瓦”，瓦片状的青布上绣有花纹，用银牌、环扣点缀。黑虎乡的妇女以白布帕包头（被称为“万年孝”）。传说是为了纪念民族英雄黑虎将军。蒲溪妇女包头用黑色头帕，前端露出一块白色布块，人称“喜鹊头帕”。无论男女，都穿棉布或锦缎（过去为自制土布或麻布）长衫，右衽，比较宽松，形似旗袍。男衣过膝，女衫有的到脚背。色彩因年龄不同有所变化，中老年人多为单一的蓝色、黑色，年轻姑娘则喜欢艳丽的色彩。衣领、袖口和对襟有扎花，斜襟部嵌有一至三指宽的花纹，有的镶梅花形银饰，皆手工细作。纹式多样，色泽艳丽。衣衫外套无领、无袖、无扣的羊皮褂子，羊皮褂子四周露垂长毛，晴天毛向外，雨天毛向内，可用来防寒、挡雨、垫坐、垫背和负重。男女除了束腰带，女子还喜欢束花围腰和绣花飘带，男子系裹肚。在高山或半高山的羌族男女裹绑腿，以麻布或毡子缠绕。鞋类以自制的“云云鞋”最有特色。形似小船，鞋尖微翘，面上绣有云纹图案。未婚男子和姑娘穿绣花彩鞋，中老年人则穿素色圆口布鞋。装饰上，女性普遍喜戴银牌、领花、耳环、手镯、戒指、发簪，有的还在戒指上镶嵌玛瑙、玉石及珊瑚，有的胸前挂链珠和椭圆形的“色吴”。成年男子饰以腰刀、烟袋、铁火镰。
羌族饮食丰富。主食是玉米、洋芋、小麦、青稞，辅以荞麦、油麦和各种豆类，蔬菜品种多样。传统的饮食有搅团、玉米蒸蒸、“金裹银”或“银裹金”、洋芋糍粑、煮洋芋、猪膘肉。人们普遍吸兰花烟，还喜欢饮咂酒、“玉米蒸蒸酒”和蜂蜜酒。咂酒，是羌族地区流行的一种特殊的饮酒方式。
羌族一般在向阳、背风，有耕地和水源的高半山或河谷地带筑屋造房，由几户或几十户形成自然村寨。建筑大致分为两类：碉楼与碉房。碉楼属古代建筑遗存，汉代称“邛笼”。多矗立于关口要隘或村寨附近及中心，以石砌筑，外观雄伟，坚固实用，楼体呈四角、六角或八角形，上细下粗，棱角突出，结构严密，内有六七层，最高的达十三四层。碉楼已成为川西地区一大景观，彰显了羌族人民高超的建筑智慧。碉房也叫“庄房”，为居住用房。呈方形，一般分三层（也有两层和四层）。上层堆放粮食，中层住人，下层圈养牲畜。楼层之间用独木做的锯齿状楼梯连接。房顶可脱粒、晒粮、晾衣，四角设有塔形石龛，上置白石，为天神居所。中层楼内两端为卧室，中间为堂屋，是平时全家聚会、接待客人、欢庆歌舞以及举行祭祀的重要地方，内设神龛，供奉祖先、家神诸多神灵，并砌有火塘，火种终年不熄，有“万年火”之称。碉房的建筑，就地取材，以土石为料，不绘图、不吊线，也不用柱架支撑，均由当地的男劳力信手垒石砌成，他们巧妙地结合地形，分台筑室，碉房形式多样，层次不一，冬暖夏凉，牢固耐用。
羌族地区山高谷狭，交通险阻，勤劳勇敢的羌族人民凭智慧还架起了竹索桥、“悬筒渡索”的溜索和木架的挑桥，开凿了栈道。索桥在古代称“笮”，是将竹绳系在河谷两岸坚固的物体上，不用铁钉，没有桥墩，只是用多条竹索，并排横跨江面，上铺木板，以通人畜。栈道指凿岩成道，有的在陡壁上凿孔、架木、铺板而成悬空通道，有的在道路中断之处用片石砌成保坎，将木梁置于保坎上，以便通行。今天在羌族地区仍然可以看到大量的栈道遗存。
羌族家庭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长制家庭，由祖孙三代或父母、子女两代组成。每个家庭就是一个生产和生活的单位。儿子成婚后，要另立门户，独子或幼子随父母生活。父亲主要安排和支配家中的经济生活，决定子女的婚姻大事和财产继承问题，组织或参与宗教祭祀与对外社交等活动；母亲主要是参加劳动生产和操持家务。舅权在婚姻及家庭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如遇男女婚事，必须事先得到母舅应允才行；母死必经母舅的同意方可入葬；分家由母舅主持；母舅有对小辈进行管教和抚养的责任和义务等。
新中国成立前，羌族男女婚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存在“指腹婚”、“怀抱婚”、“童子婚”、“买卖婚”等婚姻形式。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有转房、入赘、抢婚的习俗。新中国成立后，自主婚姻逐渐居多。但传统的礼仪程序一直保留至今。随着羌寨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得到改善，昔日的婚姻仪式更增添了新的内容。传统和现代相结合，将羌族的传统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更增添了喜庆气氛。
婚嫁仪式主要有订婚和结婚。在羌寨，媒人被称为“红爷”。如果男子对女子有意，男方家就会备礼，请红爷到女方家提亲。女方家要征得母舅同意才可允婚。之后，红爷会带上猪膘、酒等礼物，去女方家吃“许口酒”。数月或数年后，男方家又请红爷携礼到女方家，以“小订酒”招待近亲，并请释比测算双方生辰八字，定下结婚吉日。随即，男方家要备重礼前往女家报期，并在女家办酒席，即“大订酒”，作为正式订婚礼，欢宴女方整个家族。此后，两家开始婚礼筹备，期待着“女方家花夜、男方家正宴”好日子的到来。“花夜” 意即为新人举办的喜庆晚会，是结婚最为隆重的一道程序。一般在娶嫁的前一天晚上举行，男方办的叫“男花夜”，女方办的叫“女花夜”，男的庆祝娶妻，女的欢送出嫁。这一天，女方家高朋满座，桌上放着咂酒和12盘“干盘子”（即花生、核桃、红枣、柿子、苹果、桔子、糖果等，饱含圆满、吉祥、喜庆之意）。男方家派出的能说会道的迎亲队伍会受到热情的款待。双方要按照习俗进行盘歌比赛。盘歌即以歌盘问之意，方式为一问一答，所唱内容广泛，形式随意而风趣。次日清晨，舅舅给身穿嫁衣的新娘披上红绸，新娘哭嫁，拜别父母、兄长和族人。到男方家门口，释比要做祭祀神灵的仪式，驱赶附在新娘身上的“煞气”后，再向新人祝福。众人为新人举行“挂红”仪式。新人在神龛前行礼，一拜祖宗创业恩，二拜父母养育恩，三拜夫妻偕白头，四拜子孙个个强，再拜亲人和宾客，最后夫妻对拜。拜堂后新娘就正式成为男家的人了。随后，众人欢宴。当晚，男家父母点香敬神，对新人祝福。所有来宾在院坝围着熊熊篝火跳起欢快的莎朗舞。次日即谢客日，主人再备两桌宴席“谢客”。新人要带一个猪头、一根猪尾巴感谢红爷，表示有头有尾，圆圆满满。婚后第三天，新婚夫妇要“回门”。由新郎及弟兄背着酒肉送新娘回家。新郎仅在女方家小住几日，而新娘可以住数日、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才由丈夫接回，开始家庭生活。
羌族至今保持着古老的人生礼仪。孩子出生后，女婿要携礼向岳母家报喜。亲友带着衣物、祝米、鸡蛋和挂面看望产妇。有的地方，有生子后在门前挂靴的习俗，若生女，鞋面向上，若生男，鞋面朝下。生子后，要请释比做法，忌讳生人到家。羌族姓氏普遍为汉姓。一般随父姓，取名的方式不尽相同，有的请释比取名，有的由长辈或按照个人意愿来取名。孩子满月和满岁后，家人还要宴请亲友吃“满月酒”和“满岁酒”。孩子脖子上戴长命锁，以避邪祛病，保平安健康。
羌族男子在年满十五周岁时要举行成年礼（冠礼）。一般在农历十月至十二月举行。届时，请来亲朋好友，围着火塘而坐，受冠礼者身着新衣，朝家中神龛下跪叩拜，并接受释比代表天神馈赠的礼品——用白色公羊毛线栓系的五色布条，作为护身符围在脖子上。再由族中长辈叙述祖先历史，或由释比诵经祷告，祭祀家神及诸多神灵。
羌族的葬式有火葬、土葬、岩葬。火葬的历史最为悠久，《吕氏春秋•义赏》载：“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太平御览》引《庄子》佚文：“羌人死，焚而扬其灰。”直至清朝中期，火葬仍在茂县沙坝、赤不苏、较场等地保留下来。每个家族有自己的火坟场。大部分地区由于受汉族影响，加上得到封建王朝的提倡，将土葬作为主要葬式，并一直保留至今。各村寨都有遇丧不请自到、协助料理丧事的习俗。丧家需及时通报亲属，向母舅家禀告逝者去世前后的情况，请释比杀羊祭祀、测算下葬时日。一般三天之后，众人在风水宝地下葬逝者。其家人要在新坟前点篝火，烧柏枝，敬香蜡、烟酒、肉类，以示祭奠。葬后三日，再备祭品，并修整墓地。到此时，丧葬礼仪才告结束。崖葬主要存在于北川一些地方。如果儿童不到三岁就夭折，用蜂桶或简易木箱装殓，置于山岩洞穴中。
羌族热情好客。客人到家，要鸣枪放炮表示欢迎，并让客人坐上位，主人献茶敬酒表示祝福。有挂红习俗，表达对客人的尊敬、对新人的祝福、对英雄的敬仰和赞美之情。
羌族有敬老的传统。人们饮咂酒时，先由年长者用羌语致开坛词，意为向神灵祈福，然后依照辈份高低、年龄大小、主客身份顺序，用酒杆吸饮。宴席中老人坐上位，待其就座，其他人才能坐下。路遇老人，要尊称、让路。歌舞时由老人领唱。讲究为老人祝寿。
羌族重视春节。春节又称“过大年”，是羌族人家团年的重要日子。从农历腊月二十三起，家家户户就要扫尘、敬灶，备好丰盛的年货。除夕之夜，要烧猪头肉敬献祖先和神灵。全家人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团年饭，再围坐在火塘四周守岁。一般初一不劳动，不走人户。初二以后开始亲戚朋友之间的走访。正月十五闹元宵，正月三十要送年。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举办各种娱乐活动。
此外，羌族还要过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节日，但最有特色的，当数羌历年、祭山会和领歌节。
羌历年，羌语称“日美吉”，即“吉祥欢乐的日子”。又称”过小年”。原是在秋天收获粮食后，祭祀神灵和祖先，向神还愿的重大节日。每年农历十月初一举行，各地欢庆的时间不一，一般为三到五天，有的村寨要过到初十。主要的活动是还愿敬神和吃宴席。羌历年在20世纪80年代曾一度停止。1988年恢复，成为羌族人民共同的节日。在羌区各地，每年都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祭山会是羌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之一。又称转山会、塔子会、祭天会、山王会、山神会或者碉碉会。是羌族对代表着天神、山神等诸多神灵的白石神进行祭祀的活动，也是人们祈求保佑来年人畜兴旺、五谷丰登、地方太平、森林茂盛的大典。因各地气候差异，举行的时间、次数并不统一，有正月、四月、五月之分，亦有每年举行一次或二、三次。
领歌节，羌语称“瓦尔俄足”。主要流行于茂县曲谷一带。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举行（如该寨有13岁至50岁妇女死亡，则当年不举行）。是为了纪念天上的歌舞女神莎朗姐。整个节日活动持续3天时间。妇女们尽显其能，忘情欢跳莎朗，农事和家务事皆由男人操持。
羌族除一部分邻近藏族地区的信仰藏传佛教外，其余普遍信仰原始宗教，即万物有灵、多神信仰和祖先崇拜。神灵均以白石（白色石英石）为象征，被敬奉于山中、林地、屋顶和室内。一般在碉房屋顶四角供有五块白石，分别象征天神、地神、山神、山神娘娘和树神。其中，天神地位最高，能主宰万物，祸福人畜。堂屋的神龛供有家神（泛称角角神），包括祖先神、女神（保佑妇女之神）、男神(保佑男子之神)、牲畜神（保佑六畜兴旺）、财神（招财进宝）、仓神（守管家庭粮食和财物）、门神（挡住三灾六难）。神龛下火塘上的三足架，其中一足上系一小铁环，即代表火神。此外，从事特殊行业的家庭，还供奉各自的祖师神。如猴头神、药王神、石匠神、鲁班、太上老君。一些地方的羌族受汉族影响，还供有灶神、土地神、观音菩萨，送子娘娘、川主、关圣人、玉皇大帝等。
羌族的祭师，羌语称“释比”或“许”，既是从事宗教活动的神职人员，又是农业生产者，可以娶妻生子，在羌族社会中占有崇高的地位。所诵经文全靠师徒、父子之间的口传心授而代代相传。人们相信他能通达神灵，产生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他要主持：祭山、供奉、还愿、看病、驱魔逐邪、消灾避难、招魂、占卜、修房造屋、男女合婚、新生儿命名、超度亡灵等仪式。作预卜占卦（分羊髀卜、鸡蛋卜、白狗卜等）、驱鬼除邪（送茅人）、踩红锅、踩犁铧、开红山、划水碗等巫术。使用的法器有羊皮鼓、猴头帽、神杖、铜锣、令牌等。作法前，释比要净身，燃香柏熏身或杀白鸡祭祖，以示对神的虔诚和敬意。诵经涉及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主要分三类：神事经，主要在请神、敬神或还愿时用；人事经，在婚丧作法时诵唱；鬼事经，用于驱鬼避邪。法事完毕后，人们会以钱、食物和其他有用的物品予以回报。在茂县维城一带，释比掌握无文字的图经画卷《刷勒日》，被当地羌族奉为圣书。在过去，释比是羌族口头传承和宗教文化的主要传播者。
羌族民间存有一些禁忌。如：火塘是神圣的，任何人不得跨越火塘，不能在火塘边吵架或说不吉利的话。火塘边座位男女有别，坐错了会得罪火神。家中有人生病，忌见生人，要在家门外立一条板凳，以谢绝外人进入；正月初一忌大声叫骂，不能动用火钳、绳子和菜刀；禁止妇女参加重要的宗教活动；孕妇不能进新婚夫妇的新房，怕压喜；新娘出嫁时不能回头看，以避免招来霉运失财；孩子未满月前，妇女不得入灶房，否则会得罪灶神和家神。 | |
新中国成立后，羌族人民获得新生。经过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民主建政，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羌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党在羌族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0年2月，茂县设立茂县专区专员公署，并陆续建立区、乡级民族自治政权。1953年，在茂县专区的基础上成立四川省藏族自治区。1955年更名为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1958年，国家将汶川县、理县、茂县三县合并，建立了羌族的第一个县级自治地方——茂汶羌族自治县。1963年恢复原三县建制，茂县仍称茂汶羌族自治县。1987年7月，按照羌族人民的愿望，经国务院批准，阿坝藏族自治州更名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汶羌族自治县撤销，仍置茂县。2003年7月，国务院批准建立北川羌族自治县。次年，平武县建立了平南、徐塘和锁江三个羌族乡。与此同时，在羌族地区大力进行了自治机构的建设，以保障羌族人民参与地方事务管理。相继出台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北川羌族自治县自治条例（草案）》等法规，并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在州、县权力机构中，羌族代表、委员数量均达到与其人口相适应的比例；各级机构均配备了羌族领导和干部。
在党的大力培育下，羌族干部茁壮成长，干部队伍不断壮大， 1978年羌族干部的总数约1300人，到2005年，仅茂县一县，羌族干部人数就超过1800人。国家采取多种多样的途径和方法，从教育培养入手，选送羌族干部到各级党校和各类院校培训学习，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涌现出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科技人员和师资队伍日益成熟，一些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家乡，在各自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加快羌族和羌族地区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撑。
羌族地区的经济获得巨大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茂县、汶川、理县（以下简称三县）的社会总产值很低，平均仅500万元左右，农业比重占80％以上。1978年，三县国内生产总值为7780万元，到2005年，三县国内生产总值合计为334904万元，是1978年的43倍。三次产业结构由1978年的38.9:41.0:20.1调整为2005年的10.2:68.6:21.2。北川县社会生产总值1949年仅1805万元，1980年为4428万元，是1949年的2.5倍；2005年达到94417万元，是1949年的52倍。三次产业结构在1949年比重是91.1：7.6：1.3，1980年调整为68.5：24.9：6.6，到2005年为37.1：36.4：26.5，结构日趋合理。
农业生产向产业化迈进。新中国成立前，羌族地区耕作粗放，广种薄收，产量“一年一季收望天，亩产难过百斤关”，人民不得温饱，挣扎在饥饿线上。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农业给予大量投资，通过科学种地，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增加了农作物产量，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除北川以外，羌族地区1977年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近2.5倍。牲畜养殖比1949年增长近4倍。花椒、苹果、核桃的种植业有了很大发展。近年来，羌族地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通过大力发展林果业、蔬菜业，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人民生活蒸蒸日上。汶川县的映秀地区一改单一农作物的种植，重点发展黄姜、魔芋、茶叶、柿子、弥猴桃等经济效益较高的作物；威绵地区作为成都平原的蔬菜产业化基地，基本实现了蔬菜产品的优质化、营养化、无害化。已建成无公害蔬菜基地3万亩，有大白菜、莲花白、辣椒、番茄、洋芋、芹菜、洋葱、莴笋、花菜、菜豆、萝卜等丰富的品种。同时，这里也是苹果、花椒、甜樱桃、枇杷、李子、桃子、核桃、杏子的水果生产基地，农业产业化经营初具规模。2005年，国家出台停征农业税及其附加税，兑现粮食直补等系列惠农政策，得到羌乡人民的欢迎，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使羌族地区的经济向更高的台阶迈进。
工业从无到有。新中国成立前，羌族地区只有一些个体小手工业。稍微大型一点的铁制农具都要靠外地供应。经过几十年发展，羌族地区已初步建成能源、建筑、机械、制造、化工、食品加工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涌现出威州、凤仪等新兴工业城镇。以水电业为龙头，发展能源经济区，带动工业经济的发展是羌族地区近年来发展的亮点。星罗棋布的中、小型水电站，不仅结束了羌族人民靠火把、松明照明的日子，还提供了丰富的电力资源。理县通过实施杂谷脑河流域梯级滚动开发，已建成27座中小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9.4万千瓦，年发电量11.1亿千瓦时。茂县作为全国“以小水电代燃料”试点县，建立了大小水电企业30余家。已是全国首批电气化县的汶川，是全省和阿坝州高耗能工业区开发重点区，己建成水磨、桃关两个工业经济园区，有电解铝、铁合金、电解锰、黄磷、水泥、电石、磁场材等企业147户，建成中小型电站56座，总装机147万千瓦。北川县已形成水电、建材、采矿、食品加工、竹木加工等五大工业行业为支柱的地方工业体系。新建成通口电站、武安电站、羊圈坪电站，拟进一步在湔江、白草河、青片河进行水电梯级开发，不断壮大五大工业支柱。水电业在各县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已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为羌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动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现代药业异军突起，有力地推动了羌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位于汶川县境内的九寨沟天然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全国民族药定点生产企业，能生产的各类成药有90余种。近年来，经过资产重组、机制转换和结构调整，九寨沟天然药业集团在药业产业化、市场化、规模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生产和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
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替代了昔日的索桥、栈道。在国家大力支持下，羌族地区增加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形成了安全畅通的公路交通运输网络。公路实现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大力实施了通乡公路、县际公路、旅游公路建设等专项工程，目前正在建设的有羌族地区的第一条高速公路——都江堰至汶川高速公路（都汶路），把羌族聚居区更加紧密连接在一起的茂县——北川高等级公路，将在羌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邮政事业取得长足进步。随着道路交通的不断改善，在山高谷深的羌族地区，汽车邮路、自行车邮路代替了步班邮路。各地均建有邮政局、所，发展了邮路和电路两条网路，开展了邮政和电信业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羌族地区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积极争取国家、省、州（市）的支持，加大对邮政、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邮政综合通信能力增强，信息化水平明显提高。通过农村移动通信扶贫工程，各地实现乡乡通电话。全面开通光纤程控电话、移动电话，进行了通信传输光纤数字化、电子政务、农村综合信息网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
羌族地区旅游业发展迅速。纯美古朴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羌族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游客。近年来，相继开发了三江生态风景区、卧龙自然保护区、雁门大峡谷、九顶山风景区、土地岭森林公园、叠溪－松坪沟风景名胜区、大禹故里风景名胜区、猿王洞自然风景区、小寨子沟自然保护区、片口自然保护区、千佛山生态旅游区，及桃坪羌寨、姜维城、萝卜寨民俗村、西羌第一村、布瓦黄泥碉群、绵虒古镇、营盘山古文化遗址、黑虎羌寨等人文旅游地。羌族地区的旅游收入显著增长，并成为人们家庭收入的重要补充。有名的桃坪羌寨，如今每年约有７万人前来观光，当地的每户人家每年仅此一项就有上万元的收入。
生态环境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在羌族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生态综合治理工作，以改善日趋恶劣的生态环境。重点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水土流失治理等生态建设工程。茂县大沟是一个小支流流域，海拔从1550米到4200米，属于典型的干旱河谷山地，四周荒山秃岭，水土流失严重。1986至1990年，中科院资源环境局、林业部技术司、中科院成都生物所和州县林业部门协作，对大沟流域进行了综合治理。先后营造了苹果园、花椒园、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等近1.5万亩，使小流域的植被覆盖率达到96.8％，水土流失得到全面遏制，呈现出郁郁葱葱、勃勃生机的景象，为干旱河谷造林绿化和生态建设创造了成功模式，使羌族地区的生态环境逐步得以改善，让人们对羌区的生态恢复充满着美好的憧憬。经过多年的努力，羌族人民在岷江两岸陡峭的山坡上，在砾石闪亮、草木难寻的地方创造了绿化荒山，恢复生态的奇迹。
羌族地区教育事业被提高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整个地区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根据羌族地区的特殊情况，积极发展了民族寄宿制教育和双语教学。此外，各地还广泛运用现代化教育手段，开展远程教育、电化教育、实验教学，使学生整体素质有所提高。茂县中学有学生3000余人，羌族学生占80％以上。建校64年来，学校培养的羌族人才数以万计，有的担任省州县领导职务，有的成了知名专家学者，而更多的在雪山草地、羌寨山乡的各条战线上，成为振兴地方经济的骨干力量。中等专（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得到发展。位于汶川县的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唯一一所高等院校。初期仅开设中文、数学两个专业，学生人数60名。如今，已发展为拥有图书馆藏书39.7万册，教职工380人，在校学生达6000多人的学校。开设了13个系、1个预科部、1个研究所，建有10个实验室，9个校外实习基地，为羌族地区培养输送了一大批人才。近年来，四川省还实施了《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十年行动计划》，羌族地区教育事业更是得到蓬勃的发展。2005年，三县境内设有大专、中等专科学校3所，中、小学394所，有在校生数42838人，教职工3350人，其中专任教师3078人，占总数的91.9％。北川县有各类学校109所，在校学生23361人。学龄儿童入学率均超过96％。
医药卫生事业今非昔比。新中国成立以前，羌族地区没有现代医学，广大农村缺医少药，仅仅依靠民间医生及有限的草药治疗疾病。新生儿死亡率很高，人民面对重大疾病束手无策。历经5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从州至县、镇、乡的各级医疗卫生网建设初具规模，有县医院、妇幼保健站、防疫站、中医院、羌医研究所、乡镇卫生院等机构，并有中等卫生学校、卫生进修学校等人才培养基地。购置了大量先进设备，服务功能日臻完善。对曾经流行于羌区的黑热病、痢疾、伤寒、大骨节病、克山病等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成效显著。 2001年来，通过实施扶贫项目、医疗卫生重点县建设和国债资金建设等项目，乡镇一级的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得到改善，设备得以更新，诊治水平有了提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得到缓解。2005年，三县及北川县共建立卫生机构462个，拥有床位1224张，卫生技术人员1370人。
文化事业健康发展，彻底改变了落后、闭塞的面貌。新中国成立后，各县进行农村广播网建设，广播站遍及乡村。20世纪70年代，电视事业开始起步，建立了电视差转台，部分羌寨能收视省电视节目。80年代，开办了广播、电视自办节目。1990年前后，在茂县黑虎、雅都、曲谷、三龙等地开办羌语广播。随着国家投入增多，“乡乡电视工程”、“村村通”、“西新工程”等项目实施，县城和农村大力发展了有线电视网络和卫星电视接收站，能收视频道几十个，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2005年，三县广播和电视有效覆盖率分别达到83.24%和95.42%。北川广播、电视覆盖率达100%。同时，图书发行、群众文化活动、文博事业亦日益发展，建立了设施齐全的图书馆、文化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成立了各种艺术表演团体；形成了图书、报刊杂志销售网络；重视民族民间文化的抢救、发掘、整理和保护工作，出版了大量弘扬羌族文化的书籍。
羌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经济发展为羌族人民提高生活质量创造了物质条件，丰富了精神生活。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得到较大改善，电视机、电话、洗衣机、冰箱、电扇、DVD、电饭煲各种耐用消费品走进了千家万户。人们依靠科技，通过农业产业化调整，积极拓展收入渠道，增加了收入。2005年，三县和北川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968元和2275元，较过去有了大幅度增长。
50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帮助下，羌族人民通过努力奋斗，羌族地区旧貌换新颜，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四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现在，羌族人民正意气风发地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康庄大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