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
概 况
蒙古族有人口581.4万人（2000年），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河北等省、自治区的各蒙古族自治州、县。此外，还有少数蒙古族聚居或散居在宁夏、河南、四川、云南、北京等省、市、自治区。
蒙古族主要聚居区在内蒙古自治区，全区有蒙古和汉、回、满、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朝鲜等50多个民族，2005年全区总人口为2386万人，其中蒙古族421万人。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我国北部边疆，东西直线距离2400多公里，南北跨度1700多公里，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12.3%。全区以高原为主，有地域辽阔的内蒙古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山脉由东到西有大兴安岭﹑阴山和贺兰山，沙漠主要集中于西部，有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另还有一些山地和丘陵。其中，兴安岭以西、阴山以北的内蒙古高原和黄河大湾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地势平坦，海拔一般都在1000米以上，大部有植物覆盖，分布着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科尔沁﹑乌兰察布﹑鄂尔多斯和乌拉特等全国著名的草原，是我国著名的天然牧场。全区草原面积达8700公顷，可利用的草场面积6800公顷，占全国可利用草场面积的1/5。畜群以羊、牛为主，其次为马、骆驼等。三河牛﹑三河马﹑草原红牛﹑乌珠穆沁肥尾羊﹑敖汉细毛羊﹑内蒙古细毛羊、阿尔巴斯白山羊﹑阿拉善驼等，都是全国闻名的优良畜种。
全区可利用耕地为549万公顷，人均耕地面积0.24公顷，居全国第一，是全国人均耕地面积的3倍。大兴安岭以东有辽河和松嫩平原的小部分分布，号称“谷仓”，是国家农业开发的重点地区。阴山山脉(由大青山、乌拉山和狼山组成)形成一条天然屏障，对阴山南麓的河套平原和土默川平原的农业生产极为有利。那里土质肥沃，沟渠纵横，农田遍布，素有“塞上米粮川”之称，是内蒙古的主要产粮区。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糜子、莜麦、玉米、高粱、大豆、土豆、胡麻、油菜籽、甜菜等。河套平原也是我国三大甜菜产区之一。
河流有黄河﹑额尔古纳河﹑嫩江和西辽河四大水系，地表径流量90%以上集中在东部地区，全区共建有大小水库472座，有效灌溉面积18.5万公顷。黄河流经西南部，有航行灌溉之利，盛产驰名的“黄河鲤鱼”。湖泊较大的有呼伦湖、贝尔湖、乌梁素海、岱海、黄旗海等，盛产鲤、鲫、鲢、银鱼等鱼类，尤其是呼伦池，素有“鱼声喧嚣，饮马不进”之说。境内有达不苏、吉兰泰等数百个盐池、碱湖，盛产盐碱。其中吉兰泰盐场是我国最大的机械化湖盐场、湖盐区，也是最大的碘盐加工基地。
森林面积居全国首位。被誉为“祖国绿色宝库”的大兴安岭，森林面积占全国森林面积的1/9，林木蓄积量占全国总量的12%。在山林中和草原上，栖息着很多珍禽奇兽，出产贵重皮毛，还有鹿茸、熊胆、麝香、虫草等名贵药材，甘草、党参、麻黄、黄芪、小茴香、大黄、知母等中草药400余种。素称“药中之王”的甘草产量最大，土特产品木耳﹑蘑菇、黄花菜等均畅销国内外市场。
内蒙古地区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有煤、铁、铬、锰、铜、铅、锌、金、银、锡、云母、石墨、水晶、石棉、玛瑙等，已经探明的有92种，其中62种矿产的储量居全国前10位。煤炭资源仅次于山西，居全国第2位，储量在100亿吨以上适宜露天开采的特大型煤田有5处，其中以准格尔﹑霍林河为最；铌、锗和天然碱储量居全国之首。内蒙古也是我国发现新矿物最多的省区，1958年以来，中国获得国际上承认的新矿物有50余种，其中10种发现于内蒙古。
内蒙古草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活跃﹑驰骋的舞台。匈奴﹑东胡﹑鲜卑﹑乌桓﹑柔然﹑敕勒、回鹘﹑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众多的古代北方民族，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文物古迹遍布全区各地。比较著名的有：呼和浩特的五塔寺﹑大召﹑昭君墓﹑白塔，包头市的五当召﹑美岱召，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巴彦浩特市的延福寺，赤峰市的辽上京﹑辽中京、大明塔，鄂伦春的嘎仙洞等。
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意为青色的城），建于明代，称作“库库和屯”。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定名为“归化”。新中国成立后，恢复了呼和浩特（即“库库和屯”的异译）的名称。
蒙古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分内蒙古、卫拉特、巴尔虎布利亚特三种方言。13世纪初，蒙古族在回鹘文字母基础上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元世祖忽必烈命西藏喇嘛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俗称“八思巴字”,是根据藏文加以变化创制而成。元朝时是“国字”，元亡以后基本不再使用。14世纪初，蒙古学者却吉•斡斯尔对最初的蒙古文字进行了改革，成为至今通用的﹑规范化的蒙古文字。新疆的蒙古族使用卫拉特方言。17世纪中，札雅•班第达对通用的蒙古文字稍加改变，使卫拉特语音得以准确表达出来，被称为“托忒•必扯克”（意为精确的文字），这种文字被称为“陶德”（托忒）蒙古文。
历史沿革
蒙古族形成于13世纪初，最初只是蒙古诸部落中的一个以东胡为族源的部落所使用的名称，后来逐渐吸收和融合了聚居于漠北地区的森林狩猎和草原游牧部落，发展成为这些部落的共同名称。 “蒙古”一词是“忙豁勒”的音变，最早见于唐代，即新﹑旧《唐书》中的“蒙兀室韦”。“蒙兀”是“蒙古”一词最早的汉文译名，后来又有“蒙骨”﹑“朦骨”﹑“萌骨子”﹑“盲骨子”﹑“萌骨”等许多同音译名。“蒙古”的汉文译写始见于元代文献。
额尔古纳河(唐代称望建河)东岸地区，是蒙古部的历史摇篮。大约在公元7世纪，蒙古部开始向蒙古草原迁移，12世纪，它已经散布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的上游和肯特山以东一带，并分衍出乞颜﹑札答兰﹑泰赤乌等许多部落。蒙古部之外，在蒙古草原和贝加尔湖周围的森林地带，还有塔塔儿﹑翁吉剌﹑篾儿乞﹑斡亦剌﹑克烈﹑乃蛮﹑汪古诸部。它们大小不等，经济文化发展也不平衡。游牧在草原上的被称作“有毡帐的百姓”,主要从事畜牧业；居住在森林地带的被称作“林木中的百姓”,主要从事渔猎。公元11世纪，他们结成了以塔塔儿为首的联盟，强大一时。因此“塔塔儿”或“鞑靼”(音达达)曾一度成为蒙古草原各部的通称。后来西方社会通常就将蒙古泛称为鞑靼。宋﹑辽﹑金时代，漠北的蒙古部统称为黑鞑靼，漠南的汪古部为白鞑靼。有时鞑靼也泛称中国北方各民族。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部统一了蒙古地区诸部，并逐渐融合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蒙古”一词由原来一个部落的名称变成为民族名称。
成吉思汗原名铁木真，他统一蒙古各部后，于1206年在斡难河(今鄂嫩河)畔召开了忽里勒台(大聚会)，被各部贵族推戴为全蒙古的大汗，号成吉思汗，建立了统一的蒙古贵族政权，这个封建汗国对蒙古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即位后，他展开了大规模的对外军事征伐活动。1211年和1215年大举向金进攻，占领中都(今北京)；1219年发动第一次西征，版图扩展到中亚地区和南俄。1227年征服西夏时病逝。随后的窝阔台汗和蒙哥汗继续进行征伐活动，先后灭西夏﹑金和其他政权，还征服了中亚和欧洲部分地区，建立了四大汗国。1260年，忽必烈作了大汗，把统治中心由漠北的和林迁至燕京(后称大都,今北京市)。1271年改蒙古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了全国。元代，蒙古地区被分封为许多封建领地，分属于岭北﹑辽阳﹑甘肃三行省和中书省。
元亡后，明朝在辽东西部﹑漠南南部﹑甘肃北部和哈密一带先后设置了蒙古卫所20多处，各卫所长官都由蒙古封建领主担任。15世纪初，漠西蒙古瓦剌部(即元代的斡亦剌部)和东部蒙古本部（明朝人称为鞑靼）先后向明朝称臣纳贡，与明朝建立了臣属关系。1409年，明朝封瓦剌部三个封建主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1413年又封东部蒙古本部封建主阿鲁台为和宁王。后来达延汗曾一度统一东部蒙古本部各部势力，并调整了其封建秩序，在整顿大小领地的基础上，重新划分了六个万户，分左﹑右两翼各三万户。16世纪中叶以后，原驻牧于哈拉哈河两岸及克鲁伦河附近的东部蒙古本部中的喀尔喀部逐渐向漠北迁移，形成为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车臣汗等三大部(清雍正三年,又从土谢图汗部分出赛音诺颜汗部,统称喀尔喀四部)，是为漠北蒙古；蒙古本部的其他部分仍留居于原地，形成了漠南蒙古。1571年，明朝封漠南蒙古右翼领主﹑土默特部俺答汗为顺义王，并授予很多领主以官职。漠南蒙古左翼则继续与明朝处于对立状态。漠西蒙古瓦剌部在16世纪时分为准噶尔(绰罗斯)、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和硕特四部。明末，土尔扈特部移牧于今伏尔加河下游，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又挣脱了沙俄的奴役，返回祖国；和硕特部向东南迁徙，移牧于青海等地。
漠南蒙古16个部49个封建主在1636年前后归属于后金——清。此后，漠北蒙古和青海的厄鲁特蒙古各部封建主先后向清朝遣使纳贡。同时，沙俄的侵略魔爪伸进了我国新疆厄鲁特蒙古地区，并收买和策动厄鲁特准噶尔部贵族噶尔丹等对青海蒙古﹑漠北蒙古和漠南蒙古发动侵袭，清朝经过多次用兵，终于在1776年平定了准噶尔少数贵族的叛乱，重新统一了蒙古族地区。为了加强对蒙古族的统治，在重新调整蒙古原来的大小封建领地“兀鲁斯”﹑“鄂托克”的基础上，清政府参照满族的八旗制，在蒙古族地区建立了盟旗制度。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蒙古族地区和全国一样,也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蒙古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也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着。
在侵略中国的资本主义列强中，沙俄最先伸出侵略魔掌，随后日本势力逐渐渗透到蒙古地区。17世纪初，沙俄利用多种方式侵略蒙古地区。鸦片战争后，沙俄不仅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我国大片领土，还攫取了各种特权，倾销商品﹑输出资本﹑修筑铁路﹑掠夺资源，控制蒙古地区的经济命脉。辛亥革命时期，沙俄趁机勾结和支持少数封建上层和喇嘛活佛---哲布尊丹巴等在蒙古地区策动所谓“独立”﹑“自治”,煽动民族败类发动叛乱，妄图借机吞并蒙古地区。辛亥革命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东北和东蒙古地区。20世纪30年代初，内蒙古大部分地区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们网罗蒙﹑汉奸头目，如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李守信﹑王英等，拼凑伪军，建立傀儡政权，对沦陷区蒙﹑汉各族人民进行残暴统治，掠夺和搜刮财富。
由于国外帝国主义﹑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和蒙古族内部统治势力的残酷掠夺和压迫，蒙古族地区生产严重衰退，各族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人口急剧下降。如内蒙古土默特旗, 1939年有4.8万人，到1946年只剩下2万人。
为了摆脱民族危亡的命运，蒙古族人民前赴后继地进行了英勇的革命斗争。17世纪初期，蒙古族人民就给予沙俄侵略者以坚决的回击。1607年，厄鲁特蒙古和鞑靼蒙古人民共同组成了5000人的队伍，一举消灭了入侵我国西北边疆的200多沙俄哥萨克侵略军。沙俄武装侵略者又采用了威逼诱骗的手法，妄图拉拢蒙古各部首领“转入俄国国籍”﹑“归附俄国”，遭到各部爱国首领的拒绝，将劝降的“使节”赶出蒙古包，从而挫败了沙俄的阴谋。
1859年6月，英﹑法侵略军进犯大沽口，驻守在那里的2000多名蒙古族骑兵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不顾清朝政府的卖国投降命令，奋起自卫还击。经过一昼夜激战，击沉敌舰4艘，毙伤敌军400多人，打得侵略军狼狈逃窜。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蒙古族人民掀起了反对清朝政府和蒙古族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1858年，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爆发了由贫困牧民丕勒杰等领导的“独贵龙”运动(或作“多归轮”,蒙古语“环形”、“圈子”之意。参加“独贵龙”的人，开会时按环形席地而坐，发表文件签名时也依次将名字排成一个圆圈，因以得名)，反抗贵族官吏的苛捐杂税和兵差徭役。此后，在内蒙古西部地区，蒙古族人民都以“独贵龙”的形式与统治阶级不断地展开斗争。内蒙古东部则有蒙古族白凌阿领导的义州﹑朝阳起义，汉、蒙古等族人民团结战斗，打击了统治者。
辛亥革命时期，蒙古族人民展开了以保护牧场和反夺地为中心的反抗北洋军阀的斗争。锡尼喇嘛(乌勒吉吉尔格勒)领导的乌审旗“独贵龙”运动，成为当时伊盟(鄂尔多斯市)革命斗争的中心。1912年和1914年先后在后套地区和达拉特旗爆发了反对王公出卖旗地﹑苛捐杂税和官差徭役的斗争。这年冬天，朝阳﹑绥东﹑建平等地的蒙﹑汉各族人民也掀起了抗捐抗税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中共北方政治委员会的负责人李大钊等同志对内蒙古开展了革命工作。1924年，多松年﹑李裕智﹑乌兰夫﹑吉雅泰等蒙古族先进分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北京蒙藏学校组成了蒙古族的第一个党支部。此后，许多蒙古族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积极地参加了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各种革命活动。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为了加强对内蒙古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在呼和浩特﹑包头﹑察哈尔﹑热河等地建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成立了革命群众团体-----工农兵大同盟。还利用刊物向蒙古地区各族人民宣传革命道理以及党对蒙古民族解放事业的主张。1926年，有不少蒙古族的革命青年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聆听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大革命失败后，许多优秀的蒙古族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如多松年﹑李裕智等惨遭杀害。但是，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并没有停止。1929年,在东部地区爆发了嘎达梅林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勾结东北军阀出卖土地的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内蒙古蒙﹑汉各族人民在伊克昭盟和大青山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抗日斗争。抗战胜利后，蒙奸补英达赖等在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成立了所谓“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乌兰夫等同志对这种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召开了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解散了“临时政府”，1945年11月在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各盟旗代表会议，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1946年4月3日在承德召开了自治运动统一会议，撤销“东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和兴安省人民政府。1947年5月1日，正式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
解放战争中，从1947年5月至1950年8月，内蒙古骑兵参加大小战斗600多次，歼灭敌军2万多人，缴获战马2万多匹﹑各种枪支1万多件。他们为民族自身的解放以及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实现了对蒙古民族社会制度的重大改变。
元代以来，蒙古族在祖国许多科学文化领域做出了贡献。早在13世纪初，蒙古族就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促进了蒙古族文化的发展，陆续出现各种形式的历史﹑文学作品。13世纪中叶写成的《蒙古秘史》(汉译名《元朝秘史》)是蒙古族的一部重要的历史﹑文学名著，它是蒙古族对祖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著名文化遗产。元代，脱脱主持编纂的《宋史》﹑《辽史》、《金史》是我国重要史籍，有许多蒙古族学者参加了三史的修撰。元代还出现了不少蒙古族的书法家和优秀学者，如却吉•斡斯尔等，他们编译了许多汉文﹑藏文和其它文字的著作。在地理学和测绘学方面，元朝政府主编了《大元一统志》,记载了当时全国的地理情况。蒙古族的口头文学以英雄史诗《江格尔》最为著名，是中国文学史上“三大英雄史诗”之一。元代，还有很多蒙古人使用汉文进行诗歌、散曲、杂剧等的创作，并取得一定成就。
明代，蒙古族的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黄金史》﹑《黄金史纲》和《乌巴什洪台吉的故事》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文学著作。此外，还编著了许多种蒙﹑汉对照的词汇集和蒙古语法书，如《华夷译语》、《心鉴》等。突出的是对《蒙古秘史》和《甘珠尔经》的翻译工作。对于《蒙古秘史》,除把全书译成汉文外，还把蒙古语原文用汉字逐句逐字地音译出来，使这部宝贵的历史文献得以保存下来，是蒙﹑汉、回等族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甘珠尔经》是蒙﹑藏﹑汉族学者共同合作翻译的，通过《甘珠尔经》的翻译，使蒙古语言的规范化和词汇的丰富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蒙﹑汉﹑藏等族的文化交流和共同发展。这时蒙古族的文化对满族文化也发生了影响。老满文就是用蒙古文字母创制的，后来在字头上加以圈点就是新满文。在词汇和语法方面蒙古语对满语的影响也很大。
清代，蒙古族文化发展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书面语言的形成和规范化。蒙古族学者或单独﹑或与其他民族学者合作,编纂了很多蒙古语辞典和多种民族文字对照合编的大辞典。如《蒙文旨要》、《蒙文启蒙注释正字苍天如意珠》﹑《蒙文全释》﹑《蒙藏语汇》和四体(满﹑蒙﹑汉﹑藏) ﹑五体(满﹑蒙﹑汉﹑藏﹑维吾尔文) 《清文鉴》﹑《西域同文志》(满﹑蒙﹑汉﹑藏﹑维吾尔﹑托忒文) ﹑《三合便览》(满﹑蒙﹑汉文)等。历史著作以《额尔德尼脱卜赤》（汉译《蒙古源流》）最为著名，还有《阿萨喇克齐史》、《大元盛朝史》和《西斋偶得》﹑《凤城琐录》等。《谋生鉴》是蒙古族最早的一部经济著作。不少蒙古族学者还翻译了近百种汉﹑藏等族的古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对于丰富和发展蒙古族文学和语言词汇起了积极作用。
医学和历算也有很大发展，蒙古族的医学和天文历算是在汉﹑藏两族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蒙古族医生主要是喇嘛医，以治创伤和接骨最为著名。17世纪时此种疗法传到内地。医学著作如《四部甘露》、《珊瑚验方》、《蒙医金匮》、《蒙医制剂和脉诊》、《蒙药正典》等在医学理论、方剂、诊断和药物等方面都有较大影响。此外还译注了许多医学著作，如《蒙藏合壁医学》﹑《脉决》﹑《医学四部基本理论》《药五经》等。在兽医方面，蒙古族也有重要贡献。在历算方面，蒙古族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明安图的贡献比较突出。他前后在清朝钦天监工作了数十年，参加了《律历渊源》、《历象考成后编》﹑《仪象考成》三部天文历法书的编纂工作。此外，还著有《割圜密率捷法》一书(后来由他的儿子和学生续完)，是我国第一个用解析方法研究圆周率的人，在祖国数学发展史上做出了贡献。他在近代地图测绘方面也有极大成绩，由于他两次到新疆实地测量，才使我国第一幅用近代方法测绘的全国大地图《皇舆全览图》得以全部完成。蒙古族研究数学并有著作留于后世的，还有清末的都伦(字郭甫)等。在清代钦天监中也还有不少蒙古族天文研究人员。此外在机械制造﹑兵器制造﹑毛织﹑建筑﹑水利等方面，蒙古族也有一定成就和贡献。
近代社会蒙古族在文化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蒙古族著名文学家尹湛纳希的成就最为突出，《一层楼》、《泣红亭》和历史小说《青史演义》都是著名的文学作品。民歌中的《黑骏马》、《嘎达梅林》等表现了蒙古族特有的民族生活和英雄人物。《沙格德尔的故事》是蒙古族文学宝库中的一支奇葩，把蒙古民间谚语﹑比喻﹑民歌﹑好力宝﹑赞词﹑祝词等兼收并蓄，溶化在自己的诗歌里，以此作为向敌人进攻的锐利武器，深为蒙古族人民所喜爱。语言学、历史学著作有《蒙文指要》、《蒙文要义大全》和《水晶鉴》等。
从13世纪初蒙古族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其社会制度一直是封建领主制度，但不同时期社会组织的名称出现过一定的变化。
蒙古帝国建立前，畜牧业是蒙古族主要的经济部门。牧民从事畜牧,逐水草进行四时迁徙。畜牧方式:或以“阿寅勒”(个别家族)单独放牧，或以“古列延”形式组成一定规模的营盘进行集体游牧。所以，“阿寅勒”和“古列延”是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兀鲁思”即部落是由或多或少的“阿寅勒”组成，在一定的“嫩秃黑”(牧地)上放牧，是蒙古的基本社会组织。其组织内部，有贵族、属民、奴隶，贵族是统治阶级，属民和奴隶是被统治阶级，奴隶的数量很少。
大蒙古国建立后的蒙元时期，成吉思汗在蒙古草原推行千户制，蒙古大汗是整个国家土地和人民的所有者，蒙古诸王因分封制度获得自己的民户和封地，世袭占有，并对其子孙进行家庭内的再分封。他们的领地和所属民户被合称为爱马，或投下。异姓封建主成为千户长、百户长，领地也可以世袭，但其职责是为贵族服务。元朝在蒙古草原地区虽设岭北﹑辽阳﹑甘肃三行省和中书省进行管辖，但同时又实行了宗王出镇漠北制度，蒙古草原继续被分封给诸王和贵族功臣，故而部落仍然是草原上的基层组织，千户则是部落的下属单位。“阿寅勒”还是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所有蒙古牧民都隶属于某一个千户、某一个宗王或那颜。
明代，元朝统治势力退往蒙古草原，恢复为单一游牧经济的民族政权，其基层组织在前后两个阶段发生过重大变化。明弘治（1488-1505）以前，爱马仍然是蒙古社会基本的社会组织，拥有爱马的人不仅是大汗、诸王、公主、外戚和勋臣，还有很多官员。弘治以后，达延汗统一蒙古，拥有全部领地和属民，高居权力顶峰，对子孙实行逐层分封，分封给诸子每人一个兀鲁思（土绵、万户），诸子再把领地和属民向自己的儿孙们分封，每人掌管一个鄂托克。这样，汗廷（大蒙古国）--兀鲁思（土绵、万户）--鄂托克就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封建等级制度。所以，明中后期，鄂托克取代了爱马的名称，成为蒙古社会组织的基层组织，也是蒙古最基本的军事﹑行政和经济单位。蒙古贵族、僧侣上层、异姓封建主是统治阶级，而大部分平民、奴仆、一般的僧侣徒众是被统治阶级，是贵族剥削的对象。
清代，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旗是蒙古地区基本军事和行政单位，同时也是皇帝赐给旗内各级蒙古封建主的世袭领地。清政府任用蒙古贵族出任扎萨克，统领各旗。漠南蒙古49旗的扎萨克既处理旗内的行政、司法、赋税等事务，也是一旗的最高军事长官。漠北、漠西、青海等地的扎萨克没有兵权，其军队由清政府派往各地的将军、大臣及参赞大臣节制。除此之外的总管旗和喇嘛旗是清廷的直属领地，不设扎萨克，不实行会盟，由政府委派总管进行管理。遇有重大事务，蒙古各旗会盟协商解决办法，这就是会盟制度。漠南49旗由清廷分别指定若干旗分头会盟。漠北和漠西地区仍以蒙古大部落为单位，单独会盟。此盟旗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会盟的主要任务是检阅蒙古地区兵员数量、素质和军备状况。清前期，蒙古社会仍然是封建领主制社会，王公贵族和僧侣封建主是封建领主，阿勒巴图、私属民和奴仆是被统治者。清中期以后，随着蒙古地区封闭性被打破，流民大量迁入，农业发展，封建的剥削方式开始盛行。农区出现地主和农民阶级，牧区出现牧主和牧户阶级，他们之间的人身依附程度大大降低了。这些给蒙古社会带来了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风俗文化
蒙古族是中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古代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和手工业。现代社会，建立并发展了加工业和工业。畜牧业生产是蒙古族人民历史上赖以生存发展的主要经济生产方式，畜产品为其衣食之源，内蒙古大草原是他们活跃的历史舞台。
蒙古族的物质生活，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
蒙古族的服饰是受蒙古草原生活环境决定的。服饰中，长袍是蒙古族人民的传统服饰，袍子肥大，不开叉。过去牧区的冬装多为光板皮衣，也有以绸缎﹑棉布做衣面的；夏季一般穿布类；颜色一般爱用红﹑黄﹑深蓝色。冬季牧人放牧时可以暖身御寒，夏季可以防止蚊虫叮咬。他们还喜欢用红绿色绸缎作腰带，并佩挂吃肉用的刀子，刀鞘装饰十分漂亮。有的还挂着火镰﹑鼻烟盒等。喜欢穿软统牛皮靴子，长到膝盖。这同样是与牧区自然环境和常年流动在外的游牧生活特点相适应的。农区农民多穿布衣，有长袍(开叉)﹑棉衣﹑棉袄﹑衬衣﹑衬衫等，冬天多穿毡靴﹑靰鞡，穿高筒靴的少，也扎腰带。男子喜戴蓝﹑黑﹑褐色的帽子，也有用绸子把头缠上的。女子都用红﹑蓝色的布把头缠上，冬季和男人一样戴上圆锥形的帽子。未婚女子把头发从前方中间分开，扎上两个发根﹑发根上面带两个大圆珠，发梢下垂，并用玛瑙﹑珊瑚﹑碧玉等装饰起来。现在，蒙古族服饰方面有了极大的变化。冬季无论男女都穿新潮的皮衣﹑羽绒服，既轻暖又美观；夏季的穿着更是多种多样，从服装款式﹑用料和汉族基本一致。男子西装革履，女子也多为西服和裙装。只有在祭敖包或召开那达慕大会时，其主持者﹑参加歌舞表演的人和极少数与会者才会穿传统服装。
饮食受其经济生产类型制约。牧区以牛﹑羊肉及奶食为主，以粮食﹑蔬菜为辅。奶品有奶豆腐、奶疙瘩﹑奶干﹑奶酪﹑奶油﹑酸奶等。早晨吃炒米喝奶茶，茶中加上酥油和少许青盐，味道鲜美可口。中午和晚上多喜吃牛﹑羊肉。砖茶是牧民不可缺少的必需品，煮好后少加些鲜奶。牧民烧饭﹑煮茶的主要燃料是牛粪，火焰恰到好处。农村以粮食为主，奶食为辅。现在，经济发展,人们的饮食结构改善了许多，除肉食外，各地冬夏都能吃到新鲜蔬菜。
居住也与其生产方式相适应。圆形蒙古包是蒙古族牧民传统的居住工具，具有便于搬运﹑易于拆搭﹑抵抗风寒等特点，适于游牧生活。一般蒙古包高七﹑八尺，直径丈余，以圆形围壁“哈那”和伞形顶架“窝尼”组成。周围和顶上覆以厚毡，用毛绳从四面缚起来。包顶中央有天井，用于通风与吸收阳光。部分牧区及半农半牧区使用土木结构的蒙古包，外形大体与毡包相同。有的在向阳处开着窗子，里面砌火炕，在伊盟(鄂尔多斯市)一带称“独贵”，意为圆形。也有少数汉式砖房，多为王公府第和活佛、喇嘛、官员的住宅。农业区及半农半牧区常见的是二间或三间的平房，搭南北炕或东炕，同汉式房屋相仿。现在，随着蒙古族游牧习俗向定点放牧或舍饲半舍饲转变，蒙古族人民几乎完全定居在砖瓦房或楼房里。只有在那些旅游区才能见到传统意义上的蒙古包了。
过去，蒙古族在生产﹑生活中的交通工具和方式以骑马为主，另外还有勒勒车。现在牧区多骑摩托车，或开吉普车放牧，很多牧民都拥有多台生产和生活用的机动车。
蒙古族是一个非常热情﹑好客﹑直率的民族，茫茫的草原上没有旅店，但每一座蒙古包里的主人都会愉快地招待那些素不相识的客人，他们端出奶茶，斟上奶酒，煮上羊肉，或以歌劝酒，或敬献哈达，热诚招待客人。全家男女老少围着客人坐下，问长问短，宛如自家人。告别的时候常送出很远，指示路线，十分亲切。
新中国成立前，蒙古族地区曾有过很多落后的婚姻习俗，如贵族一夫多妻﹑包办婚姻﹑结婚前要由喇嘛念经或求神问卦﹑重聘礼﹑抢婚、收继婚习俗等风俗。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青年男女都是自由恋爱，自主择偶，绝大多数家长接受和同意孩子的选择，父母前往女方家“征得同意”只是一种必要的程序。那些落后婚俗大部被废除。
由于劳动力不足，也有一些家庭招婿入赘。新中国成立前，招婿在各地叫法和内容都有所不同。西部阿拉善旗叫“夫尔根阿卜那”(即招婿)，一旦被招入赘就算家属。经过一定时间后，岳父认为可以另过时，拨给一部分财产分居。东部蒙古名称上叫“夫沁夫尔根”，即雇佣的女婿，表现为雇佣关系，不被认作是家属。现代社会，那些男方家中兄弟较多，女方家中没有男孩的家庭也会选择从妻居的生活方式，但在社会和家庭中已经不再受到歧视。
新中国成立前，蒙古族的丧葬一般有火葬﹑土葬和野葬（也称天葬）。西部牧区常见的是野葬。人死后将尸体放在木轮车上拉着跑，直到掉下来为止。尸体置于荒野，被狼或野鹰吃掉，死者的灵魂即可以升天堂。七天后，如果死者的尸体还在，被认为是不吉祥的，必须继续请喇嘛念经﹑向喇嘛布施，替死者祈祷消灾。火葬主要是上层喇嘛，土葬则多为王公贵族以及农区或半农牧区的蒙古人。新中国成立后，蒙古族野葬形式消失，完全改用土葬和火葬，其丧葬方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自己家族的习惯。
蒙古族以家庭为基本的生产和消费单位，一般由夫妻和未成年子女组成。因其素有敬老习俗，家庭中辈分最高的男子为家长，掌握实权，丈夫地位高于妻子。牧区﹑半农半牧区略有不同，男子处理家庭大事时，一般须征得妻子的同意。儿子结婚后分居，另立门户。通常是住在父母的蒙古包(现在大多为房屋)附近，共同走“敖特尔”(即游牧,现在是划定区域放牧)。财产继承上，一般是在子女结婚时一次性分配一定的家产，从此再没有分配和继承家产的机会。和父母一同生活并负责父母晚年生活的子女将是父母所有财产的最终继承者。
很多蒙古族牧民酷爱钻花烟锅(烟斗)，曾有“一个烟锅换一只羊”之说。用五种金属原料钻成花﹑鸟﹑鱼﹑兽等花纹图案的烟锅，再配上红玛瑙烟嘴和檀香木烟杆，不仅实用，还是十分精美的工艺品。
蒙古族重要节日有春节﹑兴畜节和那达慕等。其中，那达慕是蒙古族最为盛大、影响广泛的节日。
“那达慕”，系蒙古语“娱乐”或“游戏”的意思，每年7﹑8月牲畜肥壮的季节举行。大会召开时，男女老少穿着节日盛装，乘车骑马，云集在碧绿丰美的草原。他们或参加比赛，或专程赶来参观娱乐。素日宁静的草原彩旗飘飘，人流涌动，牛羊欢叫，牧马嘶鸣，顿时变成欢笑的海洋。传统的那达慕大会上只举行射箭﹑赛马和摔跤的比赛；现代那达慕从内容和形式都有了很大的丰富和发展。除了传统的男儿三艺——摔跤﹑赛马、射箭比赛之外，还增添了其他体育竞赛﹑文艺演出﹑图片展览﹑放映电影﹑交流生产经验﹑篝火晚会等内容，同时开展经贸活动，进行物资交流，还要表彰劳动模范。那达慕这一古老的活动发展成为融文体﹑经贸﹑旅游于一体的草原盛会，焕发出新的活力。
那达慕大会上的摔跤比赛，最引人入胜的是民族式摔跤。脸色黝黑﹑身体魁伟的摔跤手上身穿着镶有铜钉的黑色摔跤衣“昭德格”,下穿白色跤裤，腰系彩绸做成的围裙，脚蹬蒙古靴或马靴，袒胸露背，有的跤手还在脖子上围着五彩缤纷的饰物“江戈”。当音乐响起的时候，跤手们跳着雄健的“鹰步”上场，对方的摔跤手也按着民族古老的传统风格，挥舞双臂，犹如雄鹰展翅，勇士们的搏斗开始了。
赛马更需要有勇敢顽强的精神。自古以来，蒙古人民对马就有特殊的感情，他们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都以自己拥有一匹快马感到自豪。训练烈马﹑精骑善射是蒙古族牧民的绝技。赛马比赛开始，骑手们一字排开，个个扎着彩色腰带，头缠彩巾，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赛马的起点和终点插满各种鲜艳的彩旗，四面八方聚来的人都汇集在起点和终点。只听号角长鸣，骑手便纷纷飞身上鞍，扬鞭策马，一时红巾飞舞，如箭矢齐发。刹那间，好骑手就象飞箭一样超过所有的对手，奔向终点，成为草原上最优秀的健儿。骑手与马一般在驯马的过程中都建立了默契的骑乘关系，只要骑手在很远的地方打个呼哨，马儿就会嘶鸣着飞奔而来。
现代社会，摔跤和赛马在生活和生产中的作用相比之下削弱了许多，但作为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仍被保留下来。
蒙古族一向有“音乐民族”﹑“诗歌民族”之称。河套地区流传有这样一句话:“河套的民歌牛毛多，唱了三年，唱了一支牛耳朵。”反映了内蒙古民歌之多。蒙古民歌可分为长短调两种体裁，蒙古民歌充分反映出蒙古族人民质朴﹑爽朗﹑热情﹑豪放的性格，听了使人有置身蒙古草原之感。“好力宝”是内蒙古民间流传很广的一种演唱形式，有固定的曲调，唱词是触景生情的即兴创作，深受群众欢迎。另外还有“玛哈塔勒(赞词)”﹑“于热勒(祝词)”﹑“岱日勒其(对口唱)”﹑神话﹑童话、传说﹑说书等内容和形式。
马头琴是蒙古人民最喜爱的民族乐器，因琴杆上端雕一个精致的马头而得名。最早的马头琴称为“奚琴”或“胡琴”，起源于东胡的“奚”(即库莫奚)，清末称作“潮尔”。演奏形式多半是独奏，或是自拉自唱。马头琴拉出来的声音辽阔低沉，悠扬动听，仿佛把人们带进茫茫无边的草原。
蒙古族舞蹈久负盛名，传统舞蹈有马刀舞﹑筷子﹑安代﹑驯马手、小青马等。通过草原马上生活提炼而成的马舞，造型挺拔豪迈，步伐洒脱轻盈，在一挥手、一扬鞭、一腾跳之间，都使人感到骏马的纵越和蒙古人民剽悍﹑勇敢的性格，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萨满教和藏传佛教是蒙古族信仰的主要宗教。
萨满教是蒙古族古老的宗教信仰。蒙古族的祭天﹑祭山﹑祭祖﹑祭火﹑祭敖包﹑祭石﹑祭河﹑祭树﹑图腾祭祀等都属于萨满教的范畴。虽然明代以来，在蒙古族民众中广泛传播的藏传佛教极大地冲击了萨满教，但藏传佛教的传播也不得不吸收和融合了很多萨满教的形式和内容，所以今天蒙古族的信仰习俗中仍有很多萨满教的成分。
藏传佛教很早就传入蒙古地区，是蒙古族主要信仰的宗教。从13世纪元朝开始，蒙古封建统治阶级的宫廷中改信红派藏传佛教，但广大牧民仍信萨满教。从16世纪后半叶，许多王公贵族开始接受藏传佛教格鲁派，并积极在牧民中传播。清代，特别是乾隆以后，对藏传佛教更采取全面保护和奖励政策。清廷不仅鼓励各盟旗兴修大批寺庙，而且由皇帝亲自敕建庙宇，对僧侣上层给予各种优待，授予各种尊贵名号和职衔。于是僧侣上层便形成了一个与世俗封建主并存的庞大僧侣封建主集团。他们不仅统治人们的思想，而且占有大量的土地﹑牲畜，和世俗封建主结合在一起，控制当地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甚至深刻影响着蒙古人的日常生活，如移营﹑嫁娶﹑生老病死等都由喇嘛卜凶问吉，解脱超度。喇嘛不娶妻室，不参加社会生产，青少年多被封建王朝鼓励离家当喇嘛。在明﹑清数百年间，蒙古族僧侣人口逐渐增加，几达全蒙古族人口的1/3。以如此庞大的人口脱离生产，杜绝生育，对蒙古族的社会生产和人口增殖都造成严重后果。另一方面，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喇嘛中的学者，如医生﹑著述家﹑画家等以及广大僧侣对蒙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明清两代建设了很多喇嘛庙，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百灵庙﹑新巴尔虎左旗的甘珠尔庙﹑固阳县的五当召﹑锡林浩特的贝子庙﹑土默特右旗的美岱召等都是著名的大寺庙。
除萨满教和藏传佛教之外，历史上蒙古族还信仰过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犹太教和摩尼教等。现在仍有少量的人口信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发展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蒙古族其他各聚居区先后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1949年将原辽北省的哲里木盟及热河省的昭乌达盟，1950年将原察哈尔省的多伦﹑宝昌﹑化德三县，1954年将原绥远省辖区分别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56年又将原热河省的翁牛特﹑喀喇沁﹑敖汉﹑乌丹﹑宁城﹑赤峰等6个旗县和甘肃省的巴彦浩特蒙古族自治州以及额济纳自治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地区300多年被分割统治的历史结束了。其他聚居区的蒙古族先后成立自治地方的有:新疆2个蒙古族自治州，青海、新疆﹑甘肃﹑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等8个蒙古族自治县。散居各地的蒙古族人民也享受着民族平等权利。蒙古族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自己民族的主人。
中国共产党根据蒙古族地区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制定了一些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通过农业合作化、对手工业﹑畜牧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等，内蒙古和其他蒙古族聚居区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畜牧业是蒙古族人民长期以来主要从事的经济事业。新中国成立后，牧民们大搞以水草为中心的草原建设。在保护和合理使用牧场﹑修建棚圈﹑开辟缺水草场﹑建立兽医网﹑改良畜种﹑推广定居放牧以及推广牧业机械化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现在，全区进一步推行禁牧﹑休牧﹑轮牧﹑舍饲﹑半舍饲等措施，促进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由种植业主导型向养殖业主导型的转变，逐步走向生态畜牧业发展道路。内蒙古1978年牲畜的增长达到3901万头(只)，2005年，牲畜存栏头数突破了1亿头（只），是1978年的2.56倍。2005年，新疆巴音郭楞州牲畜存栏421.26万头（只），博尔塔拉州牲畜存栏123.29万头（只）。
新中国成立前，内蒙古农业十分落后，耕作粗糙，农具简陋，粮食产量很低。1946年，粮食平均亩产只有三四十公斤。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推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党和政府加大对西部农村牧区的投入力度，充分调动了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2005年，农村牧区综合改革稳步推进，税费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全区范围全部免除农牧业税，金融体制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当年，内蒙古自治区机耕地面积466.57万公顷，粮食总产量1662.15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新疆博尔塔拉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8.78亿元，巴音郭楞州粮食总产达到40.02万吨。
但是，由于传统型﹑粗放型农牧业经济对草场的过度垦殖利用及自然灾害影响，内蒙古草原荒漠化程度越来越严重。从1998年开始，国家大幅度增加内蒙古生态建设投入，在全区96个旗县实施了天然林资源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一系列生态建设重点工程，2002年底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保护草原生态被提上紧急日程。2004年底，全区确定自然保护区187个，面积为1562万公顷。2005年，全区森林覆盖率达17.57%，生态环境实现了“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重大转变。
过去，蒙古族聚居地区工业极端落后，仅有几家小发电厂和粮食、皮毛加工等手工作坊。现在，内蒙古已建立起能源﹑原材料﹑电子信息﹑机械制造﹑钢铁冶炼﹑有色金属﹑农畜产品加工等许多新的现代工业部门，工业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其中，能源和农畜产品加工成为内蒙古的两大支柱产业，涌现了鄂尔多斯﹑蒙牛和伊利等11个国家驰名品牌。2005年，全区生产总值3822.77亿元，人均生产总值1986美元，超过全国人均生产总值的水平，全区生产总值中一﹑二、三次产业比重为15.7:44.1:40.2；新疆博尔塔拉生产总值54.99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为12085元；巴音郭楞自治州生产总值325亿元，人均GDP达到27258元。
交通运输业发展迅速。内蒙古地区形成了以铁路为中心，包括公路﹑民用航空和内河航运的交通运输网。新中国成立初期铁路只有1557公里，2005年，铁路营运里程达6000公里。同年，东西大通道建设开始启动。全区高速公路里程突破1000公里，形成以城市为依托，国有干线公路为骨架的公路交通网，实现了县县通柏油路，许多闭塞农牧区和边境地区也建起了公路，并开辟了与蒙古﹑俄罗斯边境省区通车的6条国际客运路线。民用航空事业从无到有，取得了重大发展，有18条国内航线和2条国际航线，航线总里程达2.24万公里，民航旅客年吞吐量近40万人次。新疆巴音郭楞州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客货运输网络，博尔塔拉州境内公路通车里程3183公里，比自治州成立时增长了12倍，乡通油路，村村通公路，主要干线实现柏油化。
商业贸易发展十分迅速，市场空前繁荣。由于采取了开拓农村市场、扩大信贷规模、加强税收监督等措施，2005年，内蒙古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344.10亿元。政府还积极组织区内各经济部门参与环渤海经济圈等区域经济协作，加强与俄、蒙的经济往来，拓展合作领域，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成效显著。 2005年，全区引进区外资金到位1097亿元，对外进出口贸易成交额51.6亿美元。
旅游业成为新兴产业，呈现旺势发展。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发展现代服务业，形成了良好的旅游环境。旅游业自身则大力打造旅游精品，整合资源，突出特色，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形成了几大类具有吸引力的旅游景区。2005年，内蒙古接待国内旅游人数2061.6万人次，入境旅游人数100.16万人次。新疆巴音郭楞州和博尔塔拉州的旅游业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邮电事业从无到有，保持快速发展。随着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政府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加快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步伐等，尤其是2004年启动的“村村通（信息产业部组织的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发展农村通信、推动农村通信普遍服务的划时代工程）”工程建设，农村的邮电事业欣欣向荣。2005年，内蒙古邮电业务总量（2000年不变价）276.1亿元，电话普及率达到52部/百人，计算机互联网用户107.9万户。
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增长，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由于大力采取措施，推进各行各业经济发展，做好人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缩小各部门收入分配的差距，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2005年，内蒙古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9137元和2989元。新疆博尔塔拉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4056元，巴音郭楞州农民人均收入4268元。
新中国成立前，内蒙古地区没有一所大专院校，中小学学生只占总人数的2.6%，90%以上是文盲。若收到远方来信，收信人往往骑骆驼带礼品连行一两天路程求人阅读。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文化教育迅速发展。1978年,内蒙古自治区有大中专院校95所，普通中小学32174所，适龄儿童入学率95.2%，基本上普及了五年制教育。改革开放后，实施科教兴区战略，各类各级教育全面发展，建立起包含了博士、硕士、本科、专科、中专、中小学阶段的全面的教育体系，各类层次的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都大幅度提高，毕业生也在各行各业中大显身手。2005年，有研究生培养单位8个，初中以上各类学校1974所，小学5850所，适龄儿童入学率99.44%，“普九”人口覆盖率88.4%。新疆博尔塔拉州适龄儿童入学率99.13%，巴音郭楞州为99.04%。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积极贯彻落实自治区文化发展纲要和支持文化发展的各项经济政策，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广播电视的数字化，加强“西新工程（国家一次性投资最多的广播电视覆盖工程）”建设，文化新闻事业也在稳步发展。2005年，内蒙古拥有各类艺术和文化单位1763个，广播电台和电视台27座，人口覆盖率都在90%以上。自治区和盟、市两级全年出版报纸、杂志、图书34153.34份（册）。
蒙古族文学和语言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都有蒙古族作家的作品获奖，如《金色的上都草原》﹑《大漠歌》﹑《忽来河》﹑《祁连游牧仔》等。此外，许多汉族文学作品及世界名著被翻译成蒙文。内蒙古通用蒙汉两种语言文字，党和政府鼓励蒙古族、汉族及其他民族人民学习蒙古语文，提倡蒙古族人民学习汉语文。2004年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
新中国成立前，蒙古族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极为落后，缺医少药，各种疾病蔓延，人口锐减。如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在清末有84000人，到1936年只剩下39500人。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大力培养医务人员，建立医疗卫生机构。1978年，医疗卫生机构比1949年增长了50.94倍，医疗卫生人员增长了近9倍。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大力采取措施加快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善农村牧区医疗卫生条件，积极推进农村牧区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和城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优化整合蒙医蒙药资源，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2005年，内蒙古卫生机构3774个，卫生人员10.26万人，蒙古族人口从解放初的834400人迅速增加到421万多。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积极采取措施，落实“两个确保（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城市低保和“三条保障线（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保障体系，逐步提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补助水平，使得社会保障事业和福利事业发展。2005年，内蒙古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职工有544.6万人（内有交叉），75.63万居民得到国家最低生活保障救济，筹措社会福利资金77309.35万元。
随着伟大祖国的繁荣和强大，蒙古族必将取得更大的成绩﹑进步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