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立新居士谈金文书法
金文是铸刻青铜器（一般为钟或鼎）上的一种文字，又叫“钟鼎文”、“吉金文”、“钟鼎款识”、“铜器铭”。这种即铸或刻在殷、周青铜上的铭文，属大篆系统。殷代铜器上的文字较少，西周铜器上的文字较多，其内容多是当时统治者有关祭祀、赐命、征战、契约的记录。
商代金文的字体与甲骨文相近，笔画首尾尖锐出锋，中画肥厚，收笔处时有波磔，直线条较多，圆转的线条较少，行款往往错落参差，气象雄奇瑰丽。
应该说，西周的金文是最具代表性的，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的金文，其笔画还有显著的波磔，但行款渐趋齐整，气度宏伟。中期金文其书风也有了变化，笔画已少波磔，很少出现肥笔，笔画粗细划一，均匀圆润，布局完满，文字十分规整。此时的金文字形已有了较大的简化和线条化，西周晚期，金文已发展到高峰，呈现多姿多彩的局面.
春秋末和战国时,齐、晋、秦、楚等国的金文最有特色，并带有地域的色彩。北方的晋国出现了尖头肥腹的笔形，很像后世所说的蝌蚪文。南方江淮一代吴、越、蔡、楚等国的文字，有的笔画多加曲折，或以鸟形和点子作为附加装饰，这种近于图案的文字，多见于兵器上，应该是所谓的鸟书。
战国时期随着铸金工艺的进一步发展，使得铭文圆润秀劲，端严华丽，在金文中别具一格，春秋战国时，铁的发明和铁器的应用，使青铜器上出现了刻的铭文，刻铭笔画匀称，劲健，兵器上的刻款字迹草率，也是这一时期金文书法的又一特色。
应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失去了西周时期金文凝重端严，雄奇浑穆的风格，而变得清新秀丽，其突出的特征是文字的形体多为纵式，行笔很长，笔法全用玉箸（粗细划一的线条），圆润柔和，像《功吴王夫差鉴》、《秦公簋》、《齐陈曼簠》等，已开秦代小篆的前型。
如《大盂鼎》《曶鼎》等风格近于甲骨文，《毛公鼎》、《颂鼎》等表现出大篆渐趋成熟，《虢季子白盘》、《秦公簋》等，开始向小篆演变，钟鼎铭文的书，使书法开始被看做一种艺术，但仍是附属于铜器这种工艺美术的，
我国的青铜器制造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这在距今5000—4000年的甘肃东部马家窑，齐家文化遗址以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的龙山文化遗址、墓葬中就可得到印证。发现有红铜和青铜制造的刀、斧、锥等农具。在相当于夏代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中，已发现有青铜刀、戚、鱼钩等，甚至已有青铜窑器爵。商代以后，青铜器铸造技术更有了长足的发展。在郑州二里岗商代前期遗址中，就已发现种类繁多的青铜礼器。如鼎、甗、簋、盉、罍、尊等。商代后期（以前14~前13世纪）都城安阳青铜器制造已达到了鼎盛期，其种类繁多，形体高大，花纹繁缛。像著名的“司（或释后）母戊“大方鼎重875公斤，殊为罕见。
在青铜器上开始出现铭文，则是从商代的中期开始。这些铭文字数很少，多为族氏名，被祭祀的父祖名，或是作器者的私名。如1976年殷墟5号墓出土铜器有铭文“司（后）母辛”、“ 婦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到了商代后期，开始出现较长的纪事铭文，如戍嗣子鼎有30字，四祀邛其卣有44字，这些铭文反映了商人对上帝、祖先的祭祀，上对下的赏赐，商王对方国的征伐，对巨下的宴享等等，是我们研究殷商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西周金文在商代金文的基础上有显著的发展与进步，西周金文长铭较前大为增加，如大盂鼎291字，史墙盤284字，散民盤375字，毛公鼎497字。应该说，商代的主要文字资料是甲骨文，金文则是次要地位。而西周金文则是其时文字数量即少，内容也较单纯。西周金文内容极为丰富，记载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深刻的反映了西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的方方面面。其在西周历史、文化研究上的价值。可以说，远远超过了《尚书·周书》。接下来，我作了—简述：
1、关于西周金文在记述有关重大历史事件方面，比如利簋记武王灭商在甲子日，可与《尚书·武成》、《逸周书·世浮》相参证，天亡簋记武王东土度邑，到太室山祭天，作营建成周的准备。何尊记成王五年，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迁都成周，在京室训诫宗室子弟，筳告于天下，铭中的洛邑为“中国”，即“居天下之中”的城邑，与《尚书·召诰》的记载完全一致。
2、很多金文中，也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祭祀礼义。如作册方尊印记，康王改封邢侯于邢丘，其后邢侯在宗周京觐见王，王在辟雍，乘舟为大礼，射大禽以供祭祀之用。
如作册令方彝记昭王命周公子明保掌管政府的内政与外务，并命其作册矢令将此事祭告于周公之朝，册命之后，明保用牲于先王宗朝，京宫，康宫。
3、在西周一代，战事频发，武将凡征战有功，得王厚赐，备感光耀，作器记其事，屡见于金文，如中等中组器铭记中奉昭王命巡视南国，打通道路，为南征作准备，
如史墙盤评价昭王一生德行，说“宖鲁邵王，广能楚荆，唯寏南行”。左本《竹书纪年》记昭王十六年，今本《竹书纪年》记昭王十九年二次代楚，“丧元师于汉”，与金文内容相合，但金文隐讳其失败事，
班簋则叙述穆王命毛班主持繁阳，蜀，巢等地的军务，率领周王室赐封的部落首领，步兵，车兵。“伐东国狷戎”所谓“狷戎”，就是徐偃王。周穆王伐徐戎，见于《史记秦·本纪》、《趙世家》金文证明其为信史。
簋记穆王时录伯率军在河南叶县附近的木或棫林，（胡），堂师追裘淮戎，俘获敌虏及各种兵器甚多。周人与淮夷，南夷的战争，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虢仲盨，无簋，禹鼎还提到战争开始时，“师弥怵匌匩”，懼怯之甚，“弗克伐噩”等等。
4、很多金文反映了西周的土地制度，如旗鼎记昭王之后王姜赐旗三田，可见王后也有权赏赐土地。裘卫盉则记共王三年，矩伯庶人。
从裘卫处求取朝觐王所用的玉，答应给予裘卫十块田，外加八十朋作为补偿。后来，矩又从裘卫处取赤色玉琥一对，有纹饰的鹿类动物皮两块，外加二十朋补偿，答应以三块田作交换。结果由王朝卿大夫伯邑父等五人见证监督土地交割。这些金文记载的田地交易，有的是以田易田，有的是以田作为赔偿物，有的是以田作为补偿物，无疑说明了西周中期以后，田地在贵族手里已经成为可以交换的商品。西周不仅田地与田地可以互相交换，田地还和马车、皮毛、布帛、衣物、玉器，粮食等其他物品一样具有同样的价值，可以用田地来换取其他的物品。根据西周商业经济、货币、买卖的情况，可以说，田地交易和当时普遍存在的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易一样。实质上就是田地的买卖，西周存在土地私有制是客观事实。
5、有些铭文记载了西周的册命制度。如同是康王时器的大盂鼎记王册命盂嗣其祖南公职务，主持军务，处理狱讼，辅佐王治理国家。在册命之先，王对盂作了一番教导，要他吸取殷末贵族因酗酒丧失民心以至亡国的教训，不要因担任要职而放纵自己，要注意品德修养，敬畏上天，忠于职守。这同《尚书·洒诰》几乎可以媲美。
6、诉讼在西周金文中也有所反映，如曶鼎第二段记述曶从限接受了五名奴隶，通过其小子（家臣）向执政大臣起诉效父的代理人限，我从毅父处用一匹马，一束丝购买五个奴隶，双方订了契约，但限不履行，双方在王宫外又另订议约，用货币进行交换，于是买了这五个人，付出一百锊钱，如不交出此五人，就要上告。邢叔在听取申诉后作出判决；在王庭用金赎人，是合法的，将五个奴隶交给曶。双方执行判决，并互赠羊、丝、洒、失等。由曶鼎铭可知，审理有待起诉，起诉可由代理人提出，诉讼后败诉者要向胜诉者交矢五束。可见，在西周时，诉讼程序已较完备。
7、在西周时，就已有以德治国的理念，周人的尚德观念屡见于金文，如班簋：“允才显，佳苟德，亡攸违”。强调了虔敬修德。对德极为赞美。周统治者认为只有敬德修行，才能做到上午和睦，国家安宁，王位恐固，四夷感化，可见，以法治国，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中，追根朔源，尤具意义。
8、孝道也是周人的重要伦理观念，《诗·周颂·闵予小子》：“与平皇考，永世克孝”。《载见》：“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寿”。《大雅·下武》：“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既醉》：“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史墙盤说墙的文考乙公农越历，佳（唯）辟孝友，意为治理家事，播种收获，以孝友为行为的准则。杜伯须：“用享孝于皇申，祖考于好朋友。”
9、崇尚天命的语句在金文中俯拾即是，如大盂鼎：“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时王并要盂“畏天畏（威）”。毛公鼎：“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唯天将集厥命，亦唯先正襄又劂辟，劳动大命，肆皇天亡，临保我有周，丕巩先王配命。”铭谓天眷顾有德认，有德者必配天，无德者不会得天之保佑。周王大多修德慎行，兢兢业业，不敢懈怠，恐天命有所失利簋。
西周金文字体初期承商代遗风，多波磔，利簋、作册令方彝，就是典型的代表，其风格伟岸，笔画粗重，西周中期以后，金文笔画粗细若一，排列整齐，布局合理，字之大小随意，风格渐趋多元，如史墙盤之秀美，曶鼎之凝重，簋之恣肆，散氏盤之浑厚，毛公鼎之庄重，皆各领风骚，这些都是优美的书法作品，成为近，当代人临摹的范本。
应该说，西周金文中很多篇章遣词斟酌，谋篇合理，文学色彩极浓。如史墙盤颂扬周之先王，多用四字句，近似于后世的排比句，赞美微氏先祖，说高祖“静幽”，乙祖“通惠”，文考“舒 ”，，既符合实际，又避免了重复。以二百八十余字叙述周王七代，微氏家族六代功德事迹，用字极为洗炼，布局匠心独运。
就金文长篇看，也多押韵。如大盂鼎伟鱼部字，王、方为阳部字，邦属东部字，匿为职部字，事、祀，子为之部字，鱼、阳阴对转又与东部合韵、之、职阴入对转押韵。虢季子白磐工为东部字方、阳、行、王、乡、光、央、方、疆为阳部字，东阳合韵。可以说，西周晚期金文用已与《诗经》接近。韵字和声偏旁是研究上古音的重要资料。王国维《两周金文韵读》取金文，石鼓文韵字， “证近世古韵学之精密”，卓然有得，其后郭沫若，陈世辉续有补充。
经过历年发掘，现共出土铜器万件以上，有铭文的约4000余件，单字约4000个，现已考释出来的近2000个，其史科价值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