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米族现有人口33600人（2000年）。除云南外，还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分布。普米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北部高原的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和宁蒗彝族自治县，少数分布于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永胜县、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维西傈僳族自治县、香格里拉县，临沧地区的云县以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盐源县、木里藏族自治县，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九龙县等地，与当地其他民族杂居。其中，云南普米族人口占全国普米族总人口的97.99%。
普米族生活在横断山脉纵谷区中部。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金沙江和澜沧江由北向南贯穿全镜，形成高山峡谷、小块盆地交叉相间的地形。著名大山有老君山、玉龙雪山、雪邦山、玉坪山、牦牛山、大药山等，冲江河、巨甸河、白角河、通甸河、永春河、基独河等河流分别注入金沙江和澜沧江。最高山峰海拔5596米，最低河谷海拔1200米。此外，还有著名的泸沽湖、程海、玉海等高原湖泊。这些地区气候主要属温带季风气候，山区属中温带湿润气候。由于地形高差突出，具有显著的立体气候特征。该地区年平均气温12℃左右，年降水量约900－1000毫米。土壤有红壤、棕壤、沼泽土、冲积土、水稻土等，适于种植玉米、大麦、青稞、马铃薯、荞子、燕麦、稗子等耐寒作物，部分温湿地区也能种植水稻、棉花、甘蔗等作物。
普米族地区资源极为丰富。1950年代，整个普米族地区的森林覆盖面积达50—70%。就是到了今天，境内的老君山一带，森林覆盖率依然达到70%以上。盛产云南松、冷杉、铁杉、香樟、漆树、花椒等优质木材和经济林木，为云南重要林区。矿产有煤、铁、金、银、铅、锌、水银、石棉、铜等，动物有虎、豹、熊、野牛、豪猪、麂子、白猴、马鹿等。
普米语属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羌语支。普米语有南、北方言之分。四川省木里、盐源等地区的普米语属北部方言，云南省宁蒗、兰坪及丽江、维西等地区的普米语属南部方言。方言之间差别较大，通话困难。一个方言区内，在词汇和语音上也有区别。普米语的使用分三种类型：一种是单纯使用普米语区，包括兰坪县河西乡箐花、玉狮、三界、大羊四个行政村和宁蒗县永宁区温泉乡和翠依乡，这里的普米族都熟练使用本民族语言。一种是以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为主，本民族语言为辅。还有一种是藏族使用普米语，主要是四川木里、盐源县的部分地区，普米语曾是这里主要的交流语言。普米族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环境之中，男子大多兼通彝族、白族、纳西族、汉族等几个民族的语言。如今，年轻一代多用汉语作为日常交流语言。
普米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历史上，木里和宁蒗一带的普米族，曾经使用一种简单的图画文字。另外，这里的普米族还使用一种用藏文字母拼写的文字，用来拼写普米族读音的原始宗教经典，用以记载本民族的历史传说、诗歌故事等，但主要是巫师（“韩规”）用于宗教活动，有学者称之为“韩规文”经典。近代以来，普米族地区已普遍使用汉文。
普米一词是普米语音译，本意为“白人”，是民族自称。各地普米族还有不同的自称，如兰坪、丽江、永胜的普米族自称“普英米”；宁蒗的普米族自称“普日米”或“培米”，“米”在普米语中的意思是人，“培”、“普英”、“普日”等是一音之转，都是“白”的意思，所以，普米的意思就是“白人”。普米族自称“白人”，与其自古崇尚白色、以白色象征吉利有关。
其他民族对普米族则有不同的称呼，如藏族和纳西族称其为“巴”或“博”，彝族称其为“窝珠”，傈僳族称其为“流流帕”。汉文历史文献上称其为“巴苴”或“西番”。在普米族的他称中，“西番”一词在晋代已经出现。晋初张华《博物志》卷3《异兽》中载：“蜀中南高山上，有猕猴，长七尺，能人行健走，……西番部落辄畏之。”可知在蜀郡附近当时已有西番部落族群在活动。唐代以来，西番一名亦用于称吐蕃，或说是吐蕃系西番的别称。宋代《文献通考》中，“西番”与“吐蕃”则分别记载。文献记载中的西番，包括了几个族源、语言均相近的自称族群，普米族仅是其中人数较多的一支。其所包括的成分除普米族之外，还包括藏族的一部分。
1960年10月，国务院根据本民族人民的意愿，正式定名为普米族。
从汉文史籍和本民族传说及民族学资料来看，普米族源于我国古代游牧民族氐羌族群。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普米族旧称“西番”，源出古代氐羌族群。普米族先民原居于甘肃省南部和青海省东部，后来进入青藏高原的东部地区，并逐渐沿着金沙江、雅砻江南下。约在公元7世纪以前，他们已分布在今四川越西、冕宁、汉源、九龙及石棉等地，是当时西昌地区的主要民族之一。“白狼”羌是南迁诸羌中的一支，“白狼”是自称，即“布朗”，汉文古籍中称“笮”，宋明以后固定称西番。以“白狼”部落为首的部落联盟，是普米族形成的基础。本民族传说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对普米族的族源作出印证。据普米族的传说，他们的祖先原来聚居在青藏高原，最早生活在昆仑山脉白雪皑皑的“崩崩木里瓦”的地方，是青海和甘肃、四川边沿一带的游牧民族，后来从高原地带沿横断山脉逐渐向温暖和水草丰茂的地区迁徙，南迁到四川邛崃山以西的大渡河畔。现在谙熟历史的普米老人，每逢节庆，总爱唱《贡嘎岭歌》，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和对祖先生活故地的怀念。在送葬时所念的“开路经”里，普米人常把四川巴塘、理塘和贡嘎山作为祖先的居地和魂魄的归宿处。宁蒗县永宁拖支西番的送魂路线是沿西北方向通过四川境内，一直送到北方祖先发源地。而宁蒗新营盘的送魂路线则从南到北，绕泸沽湖，经四川到达青海境内。
唐宋时期，史籍中有关“西番”的记载很多。《宋史》记载，时人“如西番求良马以中市”，说明宋代时期，普米族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有了密切往来。元朝是普米族形成的重要时期，元军征调大批“西番”随军征战云南。元灭之后，留居在滇西北地区的“西番”各部，就是今普米族的主要组成部分。13世纪以来，普米族陆续迁入宁蒗、丽江、维西、兰坪一带定居下来。普米族迁入云南后，结束了迁徙的游牧生活，主要从事农耕，兼及畜牧、狩猎和手工业生产。明朝时期，曾有普米族人被委任为土司之职，以后，逐渐被纳西族土司取而代之，普米族转变为纳西族土司的隶属百姓。
普米族源于古代氐羌，还可以从民族学和语言学角度得到证明。古羌人有尚白习俗，行火葬，普米族亦如此。东汉时期，白狼等部落曾向汉王朝进献《白狼歌》，是传世最古的羌族语言记录。近年来学者实地调查发现，《白狼歌》中出现的34个词，与普米语完全相同或仅略变异。语言学的研究证明，普米族是白狼古国的后裔。
普米族主要从事农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耕地是山地，水田很少，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其生产技术大致与邻近汉族、纳西族、傈僳族相仿，已普遍进入犁耕阶段，只极少数地区还遗留着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生产中普遍使用犁、铧、斧、刀、钉耙、镰等铁质工具，主要由汉族地区运入。农作物主要有玉米、小麦、蚕豆、大麦、燕麦、青稞、荞麦等，由于农作物的生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然，所以产量很低。“春撒一片坡，秋收一箩筐”，就是这种落后状况的写照。对土地的利用和管理方式主要分轮作和间种两种，轮作是在同一块地里不断更换作物品种，以充分利用并调节地力；间种又叫套种，是在同一块地里每年多种一季和几季作物，以提高土地利用率。注重使用肥料，常用的肥料有绿肥、厩肥、草灰肥等。普米族的农业劳动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男女老少有性别年龄的自然分工。农忙季节，群众中有原始换工的习俗，互助互利，不计报酬。
在土地制度方面，新中国成立前，兰坪、丽江等地的普米族已处于地主经济发展阶段，宁蒗等地的普米族处于封建领主制经济阶段。各地普米族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绝大部分土地被土司和地主占有。在兰坪等地，地主和富农占有耕地达四分之三左右。如兰坪县第三区的羊山村，34户人家中，地主3户，平均每户占地150亩，共占全村近半数的土地。而18户贫雇农只占有很少的一部分土地或根本没有土地。在宁蒗一带，明朝设置永宁土知府，是纳西族土司统治的地区，有比较浓厚的领主经济的残余。普米族人民除了本民族地主的剥削压迫外，还要向纳西族的世袭地主和总管承担各种劳役，缴纳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由于阶级分化，耕地典当和买卖的情况很普遍，特别是河谷地带的普米族地主向外族农民购买水田的情况较为明显。
普米族原来就是游牧民族，擅长饲养和放牧，因此，畜牧业在普米族的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畜牧业主要饲养牛、马、骡、羊、猪、鸡、狗等。牛有黄牛和水牛两种，黄牛既供役使也兼食用和祭祀用，水牛仅供耕地。马、骡等供骑用和驼运货物。牛、羊除食用外，还用于祭祀牺牲。
采集和狩猎也是普米族社会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采集火草，是一项古老的传统活动，是为人们制作衣料采集原料，每年纺麻时节，各家各户都要派人上山采集一至数月。狩猎则组织三五人集体活动，多在农闲时进行。新中国成立前，在土司头人的管制下，出猎要缴纳山税。各村寨有严格的山界，不能任意逾越，猎获物中的兽头、前腿或豹皮、麝香等上品必须奉献土司头人，其余由狩猎者平分。
普米族的手工业主要是对农副产品的加工，有纺织、皮革、铁器制造、酿酒、榨油、竹器编织等。宁蒗地区的木漆碗，制作精美，远近闻名。新中国成立前，没有本民族的铁工，只有木工制作简单的生产工具。纺织是用麻或绵羊毛、牦牛毛在木织机上自编自织。“苏理玛”酒是普米族特有的传统名酒。
普米族多住山区，交通不发达，没有形成定期的集市，很少有商品交换活动，一般是外地商人带着生活日常用品进入山区，走村串寨，挨家挨户的开展交换。这些商人们带来的是铁工具和棉布、盐、茶，换回普米族猪膘或粮食。后来，普米族中也逐渐产生了季节性的赶马经商活动，北至四川木里、西康甘孜等地，南达丽江、大理。商品交换最早是以物易物，后来也采用货币做媒介，并产生不等价剥削现象。
普米族的村落一般分布于山区的半山缓坡地带，平均居住海拔2500米。大多聚族而居，往往是同氏族一个村落。少数地区也有与纳西族、白族、彝族等杂居一村的。村落之间一般相去约半公里，炊烟相望，鸡犬相闻。
普米族人的住房，除了少数汉式瓦盖楼房外，多数都是板屋土墙结构的楼房或木楞子楼房。“木楞房”是纯木结构，木版盖顶，四墙用木料重叠垛成，当地又称“木垒子”。各户住宅围一院落，院门正对的称正房，呈长方形或正方形，四角立柱，中央竖一方形大柱，称为“擎天柱”，认为是神灵所在之处。厢房和门楼都是两层，上层住人，下层关牲畜或堆放杂物。正房内设火塘（锅庄），火塘左右设卧铺，平时家人在正房火塘边食宿、议事、待客，是全家活动的中心。锅庄原是指火塘中架铁锅的三块石头，后大多改用铁三角架。三脚架可以世代相传，是家里的贵重器物，越大越显得家庭富裕。近代所说的锅庄，是指下火塘前一块带有宗教色彩的石头，人们需要时常向它上供，祈求人畜平安，五谷丰登。室内无窗，日间从屋顶挑开两块滑板采光和通风。大门外悬挂牛羊及野生动物的头骨，以示辟邪和祝愿牲畜兴旺。房内挂猪下骸骨象征财富，挂猪尿泡认为有防火之效。尚未分居的已婚子女住侧房，房内不设火塘，有小孩后另建居所。
普米族饮食以玉米为主食，兼食大米、小麦、青稞等。蔬菜种类较少，有青菜、萝卜、茄子、瓜类等。传统的饮食方式有石头烤粑粑、羊胃煮肉、木桶煮食。糌粑面是普米族的传统食品，做法是将粮食炒熟，放在手碓或脚碓中舂成糌粑面，用冷水或开水冲食之。喝茶时可作点心，外出劳动、打猎、旅行时可随身携带。面食类有烤制和煮制两种。各种粮食都可加工成粉，常见食品有烤粑粑、烤稀面饼、煮面片等。
普米族喜食肉，主要是猪、羊、牛、鸡肉，以猪肉数量为多。猪肉有新鲜肉、猪膘肉和腊肉，喜煮成坨肉而食。请客时，如果是盛宴，要当着客人的面宰杀牛羊或猪鸡，以示诚心待客。客人离开时，主人要送一块猪膘肉，称为“散份子”。
猪膘肉是普米人及摩梭人加工整猪的一种特殊方式，即将猪宰杀后，去骨及内脏，用盐和花椒作成腌肉，然后把猪皮缝起来，即成猪膘。因形似琵琶，故又名“琵琶肉”。食用时要一圈圈地切下来。猪膘的多少，往往能反映一个家庭的富裕程度，一般的家庭每年都制作一、二十个猪膘。可放置数年，富裕人家有的储存到二、三十个猪膘。猪膘是普米人送礼的上等礼品。普米人也自制腊肉和香肠，制法和汉族大体相同。
自明清以来，随着汉族饮食文化的不断传入，普米族的饮食习俗有了很大的变迁。如兰坪、维西、丽江地区的普米族家家户户都会自酿白酒，烹调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富裕人家在红、白喜事上请客，都会做四碟八碗的菜肴，桌凳请白族工匠制造，厨具主要通过购买。新中国成立后，普米族的饮食文化习俗，已和邻近的白族、纳西族、傈僳族等民族的饮食文化基本一样，以汉族的饮食烹制习俗和汉菜为主了。
普米人有喝茶的嗜好。一日至少三茶：早茶、中午茶和晚饭茶。有的人在临睡前还要喝一次茶，叫晚茶。一般是用一个小巧的茶罐，放入茶叶，用水煮成浓茶饮用，其味浓苦。普米人还喜欢喝酥油茶，制作的方法是先在茶桶内放一块酥油或者猪油，加入少量盐和瓜子仁，将开水倒入桶中，用打茶棍在桶内搅拌，直到油水融为一体，倒出后即可饮用。
酒也是普米人喜爱的一种饮料，有烧酒和水酒。水酒类似啤酒，男女老少都爱喝，也是待客的必备之物，当地有“无酒不成话”之说。在婚丧和集会时，使用牛角杯盛水酒，称为牛角酒，主人以将客人灌醉为体面事。
据明清史料的记载，普米族历史上的服饰男子编辫子，头戴藏式帽，佩刀披毡子，戴耳环，左手穿袖子，赤足。妇女肩披细缕发辫，多首饰，穿裙子，赤足；普米族的服饰以宁蒗地区保持传统较多，一般在13岁以前不分性别，都穿有一件右襟麻布长衫，男不着裤，女不穿裙。女孩发饰前留一辫，上栓红绿料珠。男孩则在头部的前边和左右各留一辫，不佩珠；成年男子的服装各地大致相同，主要是上穿麻布短衣。下穿宽大长裤。外罩长衫，束羊毛制的绣花腰带。富裕人家穿氆氇长衫。膝以下用布或毡裹腿，腰间佩刀，赤足，或夏穿草鞋，冬穿粗工牛皮鞋；老年男子蓄长发，用丝线把头发包缠于顶。或剃光头，于头顶留一撮发，缠盘于顶。头包帕或戴毡帽，晚近流行盆沿礼帽，有的还镶饰金边。妇女服饰最为丰富多彩，宁蒗、永胜的普米妇女留长发，以辫子粗大为美，外包黑布大包头。上衣窄袖高领，穿大襟短衣，着百褶长裙。春秋穿夹衣，用灯芯绒缝制，领和衣边镶嵌金银边，称为“金边衣服”，是妇女最华贵的衣装。喜用羊毛彩带束腰，背披羊皮，胸前佩带银链，戴手镯、戒指、项链、耳环、玉坠和串珠头饰等。兰坪普米妇女服饰受当地白族影响较深，普遍穿麻布或毛线裙子，未婚女子头饰正面压贴多层绣花边方巾，发辫中掺入丝线，自左向右绾住布帕，上戴黑色瓜皮帽。有的头扎两股发辫，婚前用双层刺花的天蓝色布包头，外栓有根红头绳。婚后改用黑色布包头。少数讲究装饰的妇女，将发辫编成12股，缀以红、白料珠12双，耳缀银环，项挂珊瑚、玛瑙串珠，胸前佩带“三须”或“五须”银链，节日和婚礼穿花鞋或自制猪皮鞋。
新中国建立后，普米族也和其他各民族一道，在服饰上受汉族的服饰文化影响较多，服饰趋向简单。女子头饰普遍只用花帕，穿领口、襟边、袖口镶边的大襟长衣，外套红、黑、绿色领褂，腰系彩色镶边的黑色或白色方型围腰，戴一些简单的饰品。各地男子除仪式、节庆外，大部分都着汉族服装。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普米族的年轻一辈更多的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服饰文化，西装或牛仔裤都成为人们日常的穿着服饰。
普米族的家庭和婚姻经历了由母系制到父权制、由群婚到一夫一妻制的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前，普米族的大部分地区都建立了父权制家庭，实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在宁蒗和永胜地区盛行大家庭，其中多数是父系大家庭，其他地区多系小家庭。只有居住在泸沽湖附近宁蒗县永宁地区四、五个村的普米族，在当地纳西族的影响下，实行走婚和母系制。
父系大家庭的家长并不独断专行，男性家长除主持日常事务外，重大问题由全家聚会商讨决定。家长由父亲和长兄担任，受到全家成员的敬重。
现在普米族的父系制地区多是小家庭。平均每户人口4—5人。家庭由男子传宗接代，女子是外姓之人。年长男子为家长，在家长领导下，家庭成员按性别和年龄实行分工。家庭财产实行男性直系亲属继承制，家产诸子均分，幼子得主房，父母留一份养老产业与幼子共同生活。
普米族家庭中的舅权很突出。舅权与父母等同，每年外甥要去舅父家拜年，甥儿女13岁行穿裤子、穿裙子礼后也要去拜见舅父，舅父要赠给衣服、饰物以至大牲畜。舅父对甥儿女的婚姻有权干预，特别是甥女，舅家有迎娶的优先权。出嫁的妇女死后要先向舅家报丧，舅父披着白毡来吊，婿方要屈意奉承。普米族的母系家庭只存在于实行走婚的几个村寨，是由同一始祖的后裔组成的。亲兄弟姐妹属于同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分开居住，姐妹的子女仍然是属于同一个家庭。由于是走婚，母系家庭中不包括本户男女成员的配偶，他（她）们的配偶都住在各自的母亲家。姐妹所生的子女是这个家庭的继承人，而兄弟与其阿注所生的子女不属于这个家庭的成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和家庭，而生身父亲却是“局外人”。母系家庭的家长一般是由母亲或长姐担任。她是家庭的核心，受到全家的敬重。在母系制下，阿注婚所生的子女，只属于母亲。按传统习俗，男子无抚养儿女的义务，但有抚养甥儿女的责任。在母系制下，儿童并不属于母亲个人，而是属于母亲的整个家庭，他（她）们都是家庭的继承人，将来也要赡养所有的长者。舅舅则把甥儿女都看成是自己的亲骨肉。
普米族亲属称谓中的直系亲属部分，与汉族、白族的称谓完全相同。不同的是旁系亲属和姑表亲的称谓区分不太够明显。如旁系亲属中伯祖父与叔祖父、伯祖母与叔祖母、姊与嫂同称，姑姨表亲中姑父与伯父、姨夫与叔父、姨姑表兄弟姐妹同称等。这些称谓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普米族历史上，曾经盛行过氏族内婚和姨姑表优先婚的婚姻制度。
普米族的婚姻以一夫一妻制为主。新中国成立前，普米族实行氏族外婚。选择配偶由父母作主，盛行姑舅表婚优先婚配。结婚年龄较早，女子15岁、男子18岁多已完婚，或者在男女13岁举行成丁礼后结婚。普米族通婚的双方，有三代续娶的风俗，称为“亲三代”。指腹为婚、幼年定婚较普遍。各地普米族的非姑舅表婚一般要经过求亲、敬锅庄、择日、行婚礼等几个步骤。选定对象后，男方向女方家说明意图，如征得女方家族同意，男方家长便请媒人携带礼物去女方家说亲。女方召集家族长辈与男方见面，由女方打开男方带来的定亲酒祭锅庄，敬长辈，畅饮后确定亲事。订婚后，经议聘、过小礼、逢年过节双方互赠礼品，双方家庭来往密切。男方到预定完婚的年份到女方家求婚，对方同意后，多在冬闲的双月择良辰吉日举行婚礼。
兰坪、维西一带的普米族，婚礼之日盛行“对歌”。当男方迎亲队伍抵达时，女方仍紧闭大门，于是媒人唱起喜歌，叙说双方结亲符合天意人意。女方听到中意处，才开门迎入，并接受迎亲者送来的礼品和礼钱——“开门钱”。迎亲人见到女方老少，都要磕头致意，感谢他们将新娘许配新郎。第二天破晓，将新娘打扮一新，由新娘的弟弟背出扶上马背，饮“出村酒”。到了新郎家，迎候的家人唱起“开门调”，新娘由两个中年妇女扶入洞房。随后，一对新人拜堂，男方设酒席宴客，对唱古歌，跳锅庄舞，通宵达旦。
在盛大的婚礼后，新娘要开始“不落夫家”的生活。兰坪地区新娘不落夫家的时间一般是数年，宁蒗地区则从若干年至一二十年不等，往往要到新娘怀孕后才真正到男方家生活。可见，普米族女子虽然订婚、结婚较早，但真正到夫家坐家往往都很晚，普遍是25岁以后，少数到30、40岁才坐家。在此期间，男方要迎娶新娘四次，举办四次婚礼仪式。按照旧的习惯，姑娘婚后起码要三回三转，设法逃回娘家。若在一迎二迎后就坐夫家，会被认为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宁蒗地区的普米族还保留着古老的“抢婚”习俗。到议定的婚期时，女方会把新娘藏匿他家，女方亲友则准备对男方迎亲人进行掳掠。待迎亲人抵达，女方蜂拥而上，将其所携带的礼品一抢而光，男方不得反抗，事后用茶叶将礼品赎回。到出嫁之日，女方父母不事先通知新娘，仍让她外出劳动，男方派人将其强掳回家。新娘到达男方家，要先由“韩规”为她举行除秽仪式，目的是把尾随新娘的女方亡灵撵走，使她从此归属于新的家庭。这天，男方要大宴宾客，以示庆祝。普米族婚后不能离异，若丈夫亡故，女子一般由夫家作主转房给夫弟。如无转房对象，则在族内转嫁，族内无对象，则由婆家决断，招婿或留下其子女后再嫁外人，再嫁彩礼由婆家收纳。
新中国成立后，普米族的旧婚姻制度有了改变。青年男女们走上了婚姻自由的道路，父母包办婚姻的现象少了，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被打破了，“不落夫家”的现象没有了。青年人的通婚范围，也从本民族扩大到其他汉、白、藏、纳西、傈僳等民族，传统的婚姻习俗有了很大的变化。
普米族非常重视对儿童的教育。对幼儿的教育包括劳动教育、习惯法教育和品德教育等。重视儿童教育是每个普米家庭和整个村社的优良传统。而为少年举行成年礼仪是一次重要的社会教育。儿童年满13岁举行成年仪式，时间在除夕之夜，届时将入社的儿童按性别团聚在一起，通宵欢乐。待雄鸡报晓，立即返家，参加传统的成年仪式。如是男孩，由舅父带他到火塘左前方，双脚踩在粮袋和猪膘上，右手握尖刀，左手拿银元，象征勇敢和财富。巫师祭祀毕，舅父为其换上短衣长裤，系腰带。如是女孩，则由母亲带到火塘的右前方，脚踩猪膘和粮食，左右手分别握麻线、耳环等饰物，母亲为其换上麻布上衣和白褶裙。换装后要向灶神、长辈叩头，亲友赠与牛、羊、饰物，表示祝福。成年礼结束后的少男、少女成为家庭正式成员，有权参与社交，有的开始参加主要的生产劳动。
普米族的葬礼很隆重，传统葬俗是火葬，有的也行土葬。宁蒗地区全部实行火葬，兰坪靠近白族的地区以土葬为主，维西县则两种葬俗都有。按照传统习俗，在人病危时要通知近亲探视。人死，要鸣枪放炮，通知村内各家，村内人闻丧后，携带饭团、猪膘等物品，前去吊唁。人死以后，要洗尸，并将尸体捆成屈肢坐式。捆尸缘由，是将死者恢复成原来出生的状态，便于再生成人。火葬的时间由巫师决定，每个村寨都有一个火葬场。
出殡前夜，将尸体移入一彩绘的方形棺木内，停放于正房火塘边，举行“给羊子”念经送魂仪式。“给羊子”是普米族葬仪中最隆重的仪式，普米语称“史布融比”或“冗肯”，意为“送亡灵到祖源地方”。相传人死之后，亡灵需用白绵羊引路才能返回祖源地，故有此举。“给羊子”仪式由巫师主持，祭祀时向羊耳内撒酒和炒面，如羊摇头，则意味死者欢喜，全家吉利。随即由孝男孝女跪地轮流请羊喝酒，亲属向羊磕头辞行。接着由专人杀羊取心，供上羊心后，巫师唱颂《指路经》，给亡灵指引归宗路线，让亡灵沿祖宗迁徙路线返回祖先的发祥地。参加“给羊子”仪式的人员可达数百，人们集体便宴，称为吃排酒。其间，老人们要唱开天辟地以来的一切古歌，其中一首叫《柞树的故事》，内容讲羊子的起因。还要唱《做人规矩歌》，对青少年进行教育。
出殡时，由四人将棺木抬至火葬场，用斧头劈开棺木，尸体落入架好的柴垛上，送葬的亲友即可返回，家属跪地痛哭，与死者诀别。巫师念火葬经，以慰亡灵升天。次日由死者子女到火葬场捡13块骨头，存入小口凸肚的骨灰罐中，不盖口，底部留一小空，意为死者灵魂出入的通道。同一氏族的骨灰罐集中在一个坟山，俗称罐罐山。骨灰罐是按辈分次序排列的，长辈在上，晚辈在下，男左女右。
普米族有自己的节日。主要是大过年、大十五节、绕岩洞、转山会、尝新节等，有些地方也过清明节、端午节等节日。大过年是普米族最隆重的节日，一般过三天至半月。在宁蒗，以腊月初七为岁首，而兰坪和维西则在正月过春节。兰坪一带有杀年猪宴亲的习俗，不论来客多少，总要馈赠每人一份火烤肘肉和一碗骨头汤，以示“亲如骨肉”、“情同手足”之意。腊月三十晚上，由男家长主祭“门神”，敬“锅庄”，然后全家老小围拢火塘吃团圆年饭。大年初一清晨，各家以供品祭锅庄，祭龙潭。所念祷词，提及同氏族内各家族祖先亡灵和自家三代列祖以及各路名山大川的名字，表示迎新年祈丰收。宁蒗普米族在除夕之夜，先要放火炮三响、吹海螺，在锅庄上供猪头。次日，上屋顶祭房头，取新水。家中如有年满13岁的男女儿童，则要举行隆重的“穿裤子”和“穿裙子”仪式。春节期间，普米族同一氏族的人邀约集体上山放牧，共同聚餐，各家带去丰盛的菜肴。青年男女要举行赛马、打靶、赛跑、摔跤等多种娱乐活动。
大十五节是宁蒗普米人过的一个节日。时间在腊月十四日，届时，人们穿着鲜艳的新装，上山露营，举行篝火晚会。次日绕“嘛呢堆”祈祷求福，青年男女尽情的唱歌、跳舞，谈情说爱。
宁蒗永宁地区的普米族，端午节要举行“绕岩洞”活动，并到洞中烧香驱邪，祈求多子多孙。中元节时去参加“转狮子山会”，去祭祀“干木”女神。这种节日既是宗教性的节日，也是青年男女进行社交和娱乐的节日。在大小春节收获的时节，要过“尝新节”，家家户户都酿酒做新米饭，有时还把第一餐新米饭中的饭团先给狗吃，以示对狗的尊敬。
氏族组织是普米族传统的社会组织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氏族为单位组织宗教活动；二是在丧葬活动中，把现存的氏族组织与祖先发源地紧密联系起来，将死者的亡灵送回本氏族祖先的发源地。每个村寨都由几个氏族组成，各氏族有共同的山神、树神和龙潭神，要举行共同的祭祀活动。氏族内有共同的墓地、山林、荒地以及牧场，供本氏族成员使用。在氏族观念支配下，社会中的重大活动均要全体成员集体参与。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和平协商民主改革，氏族的公共财产已划归集体所有，氏族所有制随之消失，但仍保留了氏族公共墓地。
普米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凡遇婚、丧、节日，都举行“对歌”比赛，歌词包括劳动生产、婚、丧、宗教等方面的题材，如《祭山神歌》、《挽歌》、《迎客歌》、《四季歌》、《迎亲歌》、《赶马歌》、《放羊歌》、《纺线歌》等等。形式多为叙事歌，另有短调，以男女青年爱情生活为主，通过对唱，表达双方爱慕的心意。平时也喜爱唱纳西族、白族和汉族的山歌。歌曲演唱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演唱时都有特定的环境、形式和内容，伴奏的乐器有笛子、葫芦笙、四弦琴、口琴、口弦、唢呐等。
民间舞蹈种类繁多，内容十分丰富。既有自娱性与交际性的舞蹈，如《搓磋》、《葫芦笙舞》；又有模拟性和礼仪性的舞蹈，如《仆瓦磋》；还有崇拜英雄、自然、祖先神灵的祭祀舞和丧葬舞，如《醒鹰磋》、《寨细磋》等。舞蹈以反映耕作、狩猎、纺织等生产劳动的生活为多，用葫芦笙、笛子等伴奏。舞步刚健明快，并配以优美生动的曲调。跳锅庄是普米族传统的舞蹈形式，一般是傍晚时在院内或场坝上举行。跳舞时，总要在中间燃起一堆火，与室内的锅庄相似，所以叫跳锅庄。此外，常见的舞蹈还有“初歹”（即“打跳”）、“初及”、“帕手拉”、“洗麻舞”等，多为集体舞蹈。跳舞时无论男女老少都加入舞蹈行列，欢聚一堂，往往跳至深夜不知疲倦。
普米族创造了许多想象丰富、优美绚丽的民间文学作品，其中神话传说数量较多，时代也较古老。如《洪水朝天》、《开天辟地》、《捉马鹿的故事》、《戛达米》等，是关于开天辟地、人类起源、民族迁徙的神话传说。其神话传说的特点是，洪水洗劫后，人类不是靠兄妹成婚来繁衍绵延，就是以人仙匹配的形式来实现。《给羊子的来历》、《狗救主人的故事》、《打猎的来历》等，是解释普米族某些重要习俗起源的故事。如《给羊子的来历》对普米族丧葬文化中最隆重的“给羊子”仪式的来历进行了解说：传说兄弟（又说是甥舅或父子）二人去远地取经，入夜行至荒山野岭，幼者躲入日展夜合的柞树叶中过夜，长者自持有宝剑护身，结果被斑鸠大的蚊虱蚕食。幼者为使长者安息，想尽各种办法，最后以羊献祭才达到目的。
普米族的民间诗歌以体裁广阔、曲调多样、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而远近闻名，是名副其实的诗与歌的统一。其诗歌可以分为习俗歌、山歌、苦情歌和欢乐歌几类。其中，习俗歌是在举行有关习俗活动时演唱的诗歌，大多保留了普米族音乐的传统风格，演唱时都有特定的环境、形式和内容，包括史歌、婚歌、丧歌、祭社歌和生活歌等。史歌有《创世歌》、《族源歌》等，曲调带叙述性，多由老人独唱；山歌是在山野放牧、劳动、行路等情景下唱的抒情性歌曲，有独唱和男女对唱等形式。歌词多即兴创作，内容多反映爱情生活、自然风光和劳动生产等。其中情歌的数量最大，如《放牧牛歌》、《马帮歌》等都属此类；苦情歌以独唱为主，或唱劳动的艰辛，或唱父母养育子女的不易，或唱外嫁女子的孤寂，或唱恋人生离的痛苦。词曲感情结合紧凑，唱至动情之处常常催人泪下；欢乐歌是表现欢乐情绪的短小歌曲，内容大多是赞美家乡风光和向往美好生活，如《贡戛岭歌》就是一首对故乡的颂歌。
普米族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原始宗教，少数普米族也信仰道教或藏传佛教。“丁巴教”是普米族原始宗教的主要形式。普米族的巫师过去又称“丁巴”，故他们信奉的原始宗教称为“丁巴教”。但后来“丁巴”改称“韩规”或“师毕”，“丁巴教”也改称为“韩规教”。“丁”是指土地，“巴”是指普米土地上的宗教。“丁巴教“信仰的最高神是“巴丁剌木”，意为“普米土地上的母虎神”，她是“白额虎”的化身，是普米族崇拜的母系氏族的始祖。“巴丁剌木女神”是一尊天然的石像，位于木里县屋角区刺孜山腰的岩洞里。普米人认为她是万能的女神，人们成群结队的去朝拜她，祈求保佑人丁平安，万事大吉。“韩规”只能由普米中的某些姓氏担任，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掌握着神权。“韩规”实行父子相传，每个普米家庭都有固定的“韩规”，每个“韩规”都有自己的信徒。信徒家要从事宗教活动时，只能请自己的“韩规”主持。“韩规”必须熟悉各家信徒的族谱和送魂路线等情况，以担当有关信徒通神的桥梁。
其他的原始宗教信仰主要表现为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多神信仰。主要的宗教活动有祭山神、祭龙潭神、祭灶神、祭祖先。在普米族的观念中，凡自然界发生灾害变化、人畜生死病痛，都认为是神灵主宰所为。因此，凡遇到这类事情，都要请巫师杀牲献祭，诵经祈祷，以便消灾祛难，保佑平安。
祭山神是普米族最隆重的祭祀活动之一。每个村寨、氏族都有一个公共山神，每个家庭有自家的山神树。祭祀分全村寨或全氏族集体的公祭山神仪式和各家各户自行的私祭山神仪式。公祭山神每年举行一次，需用一头牛或羊做牺牲。祭时，全村或全氏族的人员都去参加。仪式的主要内容是由巫师主持诵经、祈祷、敬献祭品，宁蒗等地还要举行“射杀山鬼”的表演仪式，有的地方当晚还要露宿于神林，饮酒欢歌，次日始回。
祭龙潭神也是普米族最隆重的祭祀活动之一。龙潭就是山泉水，祭祀同样分公祭和私祭，除了诵经等仪式外，晚上还要举行集体活动，人们燃起篝火，听老人说唱普米族创世纪古歌，饮酒吃肉，跳舞唱歌，成为宗教与民间娱乐合一的一项活动。
祭灶神则是普米家庭日常进行的一项祭祀祖先神灵仪式。代表祖先神灵的是正屋中央的“擎天柱”和火塘中的铁三角架，加之与火塘后方供奉的“藏巴拉”神共同作为祭祀对象。每日用餐之前，要将少许食物置于火塘的三脚架上，并洒几滴茶水，表示敬献祖先。凡遇节庆、婚娶、小孩命名等家庭生活大事，都要向藏巴拉、三脚架及火塘祭祀行礼。
普米族的宗教经典主要有指引灵魂归宗的指路经、治病驱邪的招魂歌、祭三脚歌、祭藏巴拉歌、祭山神歌、祭龙神歌等等，多数经典以歌唱为载体，在仪式活动中口头传承下来。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丽江、兰坪、宁蒗等县，普米族从此获得新生，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普米族地区进行了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运动，彻底推翻了封建统治阶级，分配了土地牲畜，广大普米族群众当家作主，焕发出极大的劳动热情，生活水平得到了初步改善，普米族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为了保障普米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使普米族人民享有民族自治的权利，国家自1954年开始在普米族地区建立民族乡，1987年11月又正式批准建立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党和政府还十分重视普米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一批普米族干部在政权建设和巩固的斗争实践中不断成长。在1950年代中期，其中一些干部或成长为普米族地区的主要领导干部，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落实，更多的年轻普米族干部迅速成长起来，不仅在州、县党政部门担任领导干部，而且担任许多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从而更好更充分地保证民族自治权利的行使。
新中国成立后，普米族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发展生产，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经过1952年的土地改革和1956年的民主改革，普米族地区实现了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些改革释放了普米族人民的生产热情，他们积极兴修水利，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极大地改变了牦牛山区贫困落后的面貌。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普米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取得了长足发展。2005年，普米族聚居的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国内生产总值8.45亿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85亿元，粮食总产量7.34万吨，年内农民人均收入1319元，全县财政总收入首次突破2亿元大关，创历史之最。
普米族地区资源丰富的矿产资源更为普米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国家在兰坪探明储量达1645万吨的特大铅锌矿床，其中铅的储量占世界已知储量的1/6，锌约占1/3，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第一，潜在经济价值达1000亿元。1998年12月，多家单位联合组建了兰坪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国内外具有较强竞争实力的大型铅锌联合企业。2005年8月，中国四大铅锌生产基地的兰平20万吨电解锌项目一期工程正式竣工投产。该项目标志着普米族地区经济产业逐步走上了现代企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普米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带动了其他经济产业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
普米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就在普米族地区开办了一批初级小学，进入1970年代，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和布局日趋合理和完善，基本上每个普米族村寨都设立了初小和联片高小，多数乡镇建立了中学。2005年，兰坪全县有各类学校478所，在校生31231人。与1990年相比，文盲人口减少0.27万人，文盲率下降21.20%。这些说明，普米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在新时期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尤其是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普米族地区的民族文化保护、抢救、挖掘、开发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近几年来成绩喜人。2002年1月，兰坪成功举办了云南省首届普米族“吾昔节”文化研讨会，研讨会上，专家提出了普米族“山岳生态文化”等新观点。2003年，兰坪推出了“东方情人节”——普米族万人情歌盛会，有力的宣传了普米族传统文化。普米族文学艺术也得到了蓬勃发展，涌现了一大批本民族优秀的作家、诗人，出现了诗歌《啊，泸沽湖》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母亲河》等一大批优秀的普米族艺术精品，普米族文化艺术事业进入了大发展大繁荣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普米族地区的文体卫生设施有了长足的进步。2004年，普米族所在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广播人口覆盖率达83.6%，电视人口覆盖率88.07%。截止2005年，固定电话用户1.01万户，移动电话用户3.75万户，电话普及率为24部/百人。2004年，全州共举办各类体育比赛116次，285450人次参加。2005年，拥有各类卫生机构13个，医务人员558人，医疗机构病床数344张。普米族群众的文体娱乐活动日益丰富多彩，身体健康也有了更好的保障。
普米族地区具有丰富、独特的自然、人文和民族文化资源，这些都是普米族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良好条件。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特别是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普米族正迎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普米族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